作者：小熊
童年 (一)
童年是生活的重新开始。
幼年的生活里虽然有短暂的愉快，但这种快乐并没有把我带入真实的世界，就像影子，就像泡沫，光亮消失，大风吹过，影子泡沫也就无影无踪了。人在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吗？逝去的时光中所留恋的是最美好的，但是这种美好是不能再回来了。每一天都是生活的重新开始，今天的你并不一定就是明天的你，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随了社会的起落沉浮。国家却掌握着每个人的命运，又使每个人在理想中产生狂热，产生出一种精神上的亢奋，人们可以不顾一切的为了那个主义而献身，也包括我们这些初入校园的孩子。
我的小学是一所全国重点学校，就在史家胡同的西口。那里原来是民族英雄史可法家的祠堂，这条胡同也因此起名叫做了史家胡同，祠堂在1949年后改为学校。
史家胡同也许对很多北京人并不陌生，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风云人物现在或曾经在那里居住过。据我所知有章士钊、乔冠华、刘文辉、华国锋、容毅仁等。史书上讲，东城多官吏，西城多商贾由此可见一斑。
我所在的班上有学生四十几人，佼佼者有之，庸庸者也有之，根据*“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学校实行教育改革。我们班被指定为试验班，实行小学五年制教育，学校配备了最好的教师给我们上课。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全国劳动模范。她的个子不高，显得有些胖，没结婚，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学生和家长都很喜欢她。文化大革命中死于癌症。
每天放学后，老师把同学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把功课好坏不一的学生组合在一起，为的是让大家互相帮助。如果课堂上有没听懂的课程或疑问，也可以在学习小组中进行讨论。作业完成后还要进行相互检查，使我们能够把每天所学到的知识更加牢固地记住。学习小组的功课完成后，大家就在一起玩儿。我们打乒乓球或锻炼身体，有时还一起谈理想、谈抱负。我们还说到今后的志愿，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师告诉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要与现实相结合，现在学好本领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报效党，报效祖国。听了这些话，我们全都为此而激动，兴奋，感到我们肩负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共产主义的理想将由我们这代来实现，祖国的前途充满了阳光。
我的小学一年级是伴随着大跃进地锣鼓声度过的。
小学生的生活自有他们的乐趣。他们和少有固定专一地兴趣，几乎总是处于心血来潮中。今天热衷于踢足球，明天又会喜好上看书，这正好符合了那个一日千里而又风云多变的年代。我们没有看书，踢足球的时间。大炼钢铁，全民动员，学校的操场上建起了土高炉。老师挥汗如雨守在高炉旁，学生风尘仆仆满世界搜集废铁。我们把在街道商检来的，家中拆下来的各种各样的铁投入高炉，炼出了一些更加无用的生铁砣。
上级领导给每个学校都规定了任务，要上缴多少是不能减少的。每天下课，我们就背着书包在大街上，胡同里到处寻找被遗弃的废铁，有时还要用手从路边坚硬土地里抠出埋了半截的锈铁钉，铁丝头儿什么的。全国、全市都出动寻找废铁，所有可能出现废铁的地方都让人们搜遍了，到了后来，几乎每天出去都是空手而归。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找到，大家商量各自回家再找找，也许家里还有没被发现的东西可以拿来凑数，多少那点回去也好交差。这可难为死我了，本来家里就没有像样的家具，爸爸妈妈是1950年才调回北京的，家里除了一张大床和一个大衣柜是妈妈从姥姥家搬来的外，其它的家具全是公家的。我们家反正是再也找不出什么了，也许别的同学还能够在自己家里多少对付各一星半点儿的废物，空手去学校多丢人呀。
傍晚，我们来到约好的集合地点，其它同学也是两手空空，只好在街上无目的地乱走，希望能在别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发现意外地收获。有同学说：一班的一个同学想把家里箱子上的合页摘下来，他爸爸不让，把他从家里轰出来了。又一个同学说：“那个人解放前是甲长，你们说他反动不反动。”
紧接着又开始了“除四害”运动，说麻雀吃粮食，又掀起打麻雀运动，全国上下在同一天里同时行动，到处传来敲锣打鼓，震耳欲聋地喊声。更多的人们手里拿了洗脸的盆，打水的桶叮铛乱敲，在这一片动乱声中还夹杂这二踢脚、麻雷子和小钢鞭（一些鞭炮的名称）的乒砰声，整个中国都在震动。田野上公路旁，大街小巷房顶树梢，到处都是打鸟的人群在骚动。颤抖的中国天空上惊鸟在狂飞，不时有筋疲力尽的鸟从空中跌落，“惊弓之鸟”这句成语在那几天中变成了惊锣之鸟、惊鼓之鸟、惊盆之鸟、惊炮之鸟……
大院儿里的孩子们在那几天里也参加了大人们的行动。
我们站在房顶上，摇动着头上绑了布条的竹竿、棍棒，由着性儿地狂呼大喊。要在平时，孩子们上房是绝对禁止的。前院儿有一座跨院里长了四棵海棠树，大家就管那里叫海棠院，因为那里住着剧院的领导和高级演员，所以平时不让我们去。海棠熟了的时候，我们就从操场的矮墙爬上房顶，然后绕过去偷摘海棠吃。我们还爬到临院儿的房上偷摘桑葚，紫红的桑葚把嘴都染红了。传达室张大爷管得很严，孩子们在房上玩儿，只要一听见他的声音，马上全都爬在那里一动不动。打鸟的时候可没人管了，孩子们几乎都上了房。有些鸟实在飞不动了就落在了四层楼顶上，有些胆大的孩子居然顺着防火铁梯爬上了高高的四层楼顶。
张大爷手里拿着二踢脚，看到有鸟要落下来，就用香烟点燃药捻，鞭炮带着啸声飞向空中炸响，受到惊吓的鸟刚要落下，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飞去。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拿起一只二踢脚，用左手轻轻捏住鞭炮的上部，用香点燃。“乒”，手中感到一震，鞭炮下半截炸开，身边冒出一朵白烟，鞭炮便脱手而去直冲向天空，“砰”，炸散的纸屑满天飞舞。这一切是那么的好玩儿，我们每天都兴致勃勃投入到消灭麻雀的运动中。
打麻雀是为了配合二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除四害的指示进行的，四害其实就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在指示下达的同时，还公布了各省市计划实现“四无”的期限。北京定为两年内完成。打麻雀北京有三百万人参加，连续三天，共打死麻雀四十万只，平均每二十五人奋战一天打死一只。
大炼钢铁破坏了自然生态，人们砍伐了大量的树木用来燃烧起土高炉，使得很多地区的树林荡为平地，泉水干枯，大地沙化。打麻雀又使得大量以食虫为生的鸟类死亡，造成虫害蔓延。中国人与大自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大自然就用同等态度回报了中国人，从1959年开始了持续三年的粮食饥荒。
难道说人们全都是这样的愚昧无知？孩子们也许如此，而那些大人也同孩子们一样是不可能的。1949年后，全国始终运动不断，镇反、肃反和刚刚过去了的反右运动使得人人心有余悸，他们心中的阴影还未消散，“右倾”这顶帽子可不是随便戴的，大家躲都躲不及还有谁会发表“叛逆”的言论。否则，轻的留在原单位检查不断；重的判刑流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虽然*提倡“大公无私”，但是人们心里都很清楚，只要随了潮流就能免除自身的无妄之灾。
快过春节了，我们开始放寒假。这是上小学以后的第一个寒假，天气依然很冷。
除夕到了，首都剧场每年除夕之夜都要举行舞会，剧院的领导和全体演职员聚集在三楼小礼堂，济济一堂，共同欢度除夕之夜。孩子们被家长带去和大人们一起过节。舞会开始不久，*和夫人*来了，他们几乎每年的除夕夜都要到首都剧场来看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喜欢看话剧，只要是人艺上演的新节目，他都要来观看演出，他和一些导演演员很熟
*总理坐在一把椅子上和周围的人聊天，我们这些孩子就捧了一把把糖果放在他的腿上，在他的双腿上堆满了糖果，简直都放不下了。*拉着著名演员舒绣文儿子的手问：“你叫什幺名字？”孩子回答：“xxx”，我接着说：“辅导员”因为发音很近似，大家全都笑了。这时镁光灯一闪被照了下来。这张相片我一直保存着，曾经很为此而骄傲。我站在*的右边，他拉着xxx的手，左边是H。周围还有导演夏淳和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
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过来把孩子们叫走，后来听说因为有人对负责保卫*的工作人员说，这群孩子里有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所以警卫员就把我们都轰到了别处。有问题的能够是谁？当时在场的人们中，只有我和姐姐是右派子女。那是1959年的除夕，我刚满八岁。
1958年和1959年之间的北京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天安门广场扩建后，又建筑了一批雄伟壮丽的建筑群。沿东西长安街一线建起了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广播大厦及革命军事博物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开办了集体食堂，每人一份儿，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倒省掉了下班回家做饭的辛苦。据说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吃大锅饭。
到了1959年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跃进引起的遍及全国的大饥荒也波及到了北京，集体食堂停办。原来在灯市口的街道两边有几个专门卖早点的食品摊儿，每个摊位上卖的早点各有不同。清早，上班的人们来不及在家做早点，就到早点摊上买来吃。北京的小吃品种非常丰富，最普通的有烧饼、油条、切糕、和炸油饼。买上一碗豆浆，再根据自己的喜好买根油条或烧饼，坐在摊位旁的条凳上唏唏溜溜的一吃，很可口。吃完后，用手一抹嘴边儿的饼渣浆痕，推上自行车走上几步一蹁腿儿上车，上班去了，既简单又省事。突然，早点摊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国营饭馆虽然仍旧在营业，可是，白面越来越黑，食品越来越小，品种越来越少，价钱越来越高。北京人也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尽管还没像外地那么严重，但吃不饱却是事实。
全国开始实行票证制度，粮食、食油、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买棉布要布票，买烟要烟票，喝酒要酒票，吃肉要肉票。食品架上空空的，手中虽然有各种票证也不可能随时买到所需的东西。
我的奶奶是爸爸的后妈。爸爸在解放初期爷爷死后不久把她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接到北京，他们住在朝阳门附近的豆芽菜胡同。爸爸离开北京后，妈妈就通过单位把他们也搬到了史家胡同大院宿舍来。刚开始奶奶对我们还好，粮食供应紧张后，家里的饭菜开始发生变化，本来就少的肉类及食油就更少了，她把好东西留给了两个正在上中学的儿子，我们每天吃的几乎都是窝头加辣椒，偶尔有了改善，也是我们从垃圾中捡回的烂菜叶做的菜团子。能吃到玉米面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老师说：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农村发生了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再加上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撤走了所有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还让我们还债。帝（帝国主义）、修（修正主义）、反（世界上的反动势力）卡我们的脖子，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我们要向毛主席说的那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现在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同学们要同祖国人民一道共渡难关，把我们节省下的粮食支援灾区。
1958年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创出了历史少有的纪录，是一个大丰收的好年景。但是国家把人们的精力、物力、时间都献给了钢铁元帅，田里的庄稼没人收，烂在地里也没人管，丰收年变成了歉收年，大丰收引起了大饥荒，在这个世界上再一次创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如果收录到吉尼斯大全里，恐怕是任何国家也打破不了的纪录。*在那时的《党内通讯》里写到：“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1959年4月29日）。他教育人民要忠诚老实，但是在对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却一推了之，推给了帝、修、反，推给了大自然。
我们在大跃进的年代时，去过新建成的民族文化宫，参观一个专门报道大跃进中各地放出“卫星”的展览。那里展出了一些实物和模型，还有宣传画和专题介绍。那里展出的大南瓜几个孩子都围不过来；一头猪可以当马骑。图片和相片显示了农村的一派大好形势，显示了大跃进带给人们的无限优越。那时候的报纸和电台经常报道各种各样的消息：粮食亩产竟然超过了十多万斤。北方的粮食产量不仅过了黄河，居然还过了长江（长江以南每年可以收获两茬或三茬。而黄河以北只能收一茬，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似乎今后的粮食要吃不尽。我记得在朝阳门南小街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宣传画，在一棵像树一样的奇怪的植物上面挂满了各种不同的瓜果，西红柿、茄子、苹果……，全长一块儿了。旁边还有几个孩子在拍手笑，孩子们还没有那棵怪物的一半高。只是这棵怪物始终也没在生活里出现过。
到了1960年，北京开始出现饥饿引起的疾病，肝炎、浮肿、营养不良。有人发明了瓜代菜，喝小球藻等间接补充营养的办法。制作小球藻的方法是在一个大玻璃瓶中加入营养液培育出来的，其实就是小河里，池塘里常见的浮萍。喝的时候要闭住呼吸，否则那股腥气使人根本无法吞咽，喝完后的几天嘴里全是臭鱼烂虾味。尽管这样，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我家先是妈妈发现肝肿大，跟着弟弟又得了肝炎，我和姐姐的腿也开始浮肿。
弟弟从那时起就一直体弱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