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沉
夏夜酷热，无法安睡又无以为乐，便乱翻书看，顺便摘录几段，聊以当斗室的消暑资料：
1）蒋梦麟先生戏称自己是‘北大的功狗’，读过他的回忆录，始知此言不谬也。
《西潮与新潮》第十六章 扰攘不安的岁月 ［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版］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根深柢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地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帐。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潮。
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仍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
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了。大门关闭了近两小时。那些下课后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进来。群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时，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我回过头来时，发现有几个学生紧盯在我背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开除我所能记得的以及后来查出的闹事学生。
好几年以后，我偶然经过昆明中央航空学校的校园。航空学校原来在杭州，战时迁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青年军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过军礼告诉我，他就是被北京大学开除的一位学生。我马上认出他那诚实的面孔和健美的体格。闹学潮时紧追在我背后所表现的那副丑恶的样子已经完全转变了，他的眼睛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唇边荡漾着笑意。这次邂逅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航空学校的校长告诉我，这位青年军官是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教官之一。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学生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常常是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此，他们常能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中日之间的“事件”日渐增多以后，学生的示威游行常常被日本人解释为反日运动。纠纷的根源在于二十一条要求和凡尔赛和约所引起的山东问题。自从远东均势破坏以后，日本几乎享有控制中国的特权。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取代瓜分中国的政策，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必须以均势为基础，均势一旦破坏，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任由日本宰割，另一条路就是自我振作，随时随地与日本打个分明。
学生们决定奋起作战，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们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足资攻击时，他们就与学校当局作对。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一旦他们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了。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很困难的。
若干学生团体，包括青年共 产党员，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劳工运动以及工人的不稳情绪。沿海商埠的工人正蠢蠢欲动。铁路工人和工厂工人已开始骚动，而且蔓延各地。 他们不久就与学生携手，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劳工运动是不可轻侮的武器。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曾以总罢工瘫痪香港，使这个英国殖民地在工商业上成为荒漠，历时十八个月之久。
全国性的反英情绪是1925年的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5月30日那一天，一群同情劳工运动的人在上海大马路（南京路）游行示威，公共租界当局竟然下令向群众开枪，好几个人中弹身死，伤者更不计其数。工人、商人和学生在国民党及共 产党领导之下，随即发动全面罢工、罢市、罢课，上海再度变为死城。6月23日，广州的学生、工人、商人和军人继起响应，发动反英示威游行。群众行近沙面租界时，驻防英军又向群众开枪。于是香港各界亦开始罢工、罢市、罢课，使香港也变为死城。北京英国使馆的华籍雇员，在学生鼓动之下，也进行同情罢工，致使这批英国外交官员很久都没有厨子和听差侍候。
自从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彼此呼应以后，游行示威者人数动以万计，北京不时有各式人等参加的群众大会出现，街头游行行列常常长达数里，群众手摇旗帜，高呼口号，无不慷慨激昂。一位白俄看到这种情形时，不觉怵然心惊。他曾经在俄国看到不少这样的集会，他说这是革命即将来临的征兆，因此他担心是否能继续在中国平安住下去。
学生们找不到游行示威的机会，曾经拿学校当局作为斗争的对象，工人的情形亦复如此。他们找不到示威的对象时，就把一股怨气发泄在雇主的身上。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对付罢工工人，可比对付学生简单多了。他们有时用武力来弹压罢工工人，有时就干脆拿机关枪来扫射。
段祺瑞执政的政府显然认为机关枪是对付一切群众行动的不二法宝，因此，在一群学生包围执政府时，段执政就老实不客气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府，军队就开枪。因此我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法阻止他们参加，但是他们已经在校内列队集合，准备出发，不肯听我的劝告。结果他们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
我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得到发生惨剧的消息后马上赶到出事地点。段执政官邸门前的广场上，男女学生伤亡枕藉，连伤者与死者都难辨别。救护车来了以后，把所有留着一口气的全部运走，最后留下二十多具死尸，仍旧躺在地上。许多重伤的在送医院的途中死去，更有许多人则在手术台上断了气。我们向各医院调查之后，发现死伤人数当在一百以上。这个数目还不包括经包扎后即行回家的人在内。
段祺瑞政府的这种行动，引起全国普遍的抗议，段政府后来终于垮台，此为原因之
一。
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桀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的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之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较大的力量。
学生 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党员和共 产党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此外还牵涉到其他的政治势力，故而情形越来越复杂，声势也越来越浩大。 学生运动自从1919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清代时的首次学潮，也是教员支持的。
后来教员也发生罢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发放欠薪，情势更趋复杂。北大以及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教员，一直不能按时领到薪水。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
有一次，好几百位教员在大群学生簇拥之下占据了整个教育部的办公厅，要求发给欠薪。八个国立学校的校长也到了教育部，担任居间调停的工作。教员与学生联合起来，强迫马邻翼教育次长和八位校长一齐前往总统府，要求发薪水。这位次长走到教育部门口时，藉口天在下雨，不肯继续往外走。一位走在他旁边的学生汪翰，马上把自己的雨伞打开递给他，并且很直率地说：“喏，这把雨伞你拿去！”于是这位次长只好无可奈何地继续前进，后面跟着八位心里同样不怎么乐意的校长。群众走近总统府时，宪兵、警察赶紧关起大门。教员与学生在门外吵着要进去。忽然大门打开了，大群武装宪警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上了年纪的教员和年轻的女学生纷纷跌到沟里，有的满身泥泞，有的一脸血迹，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侮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这位马教授后来被送到法国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教授的老母说：“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曾任省长的那位要员回答道：“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那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静下来，病房里其余的人却几乎笑出声来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其他教员，也都因为这位要员的风趣而面露笑容。
这个事件总算这样过去了。另有一次，教员们涌到财政部要求发放欠薪，部里的人一个个从后门溜走，结果留下一所空房子。有一次学生们因为不满政府应付某一强国的外交政策，冲进外交部打烂一面大镜和好些精致的坐椅。学生、教员和工人联合起来罢工罢课，反对北京政府和侵略中国权益的列强。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个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就是罢工。
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
我讲这些话，决不是开玩笑。我记下这些往事以后，又做了场恶梦，有时看到青年男女横尸北京街头，有时又看到宪兵包围北京大学要求交出群众领袖。梦中惊醒之后，辗转反侧，无法安枕，一闭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剧就重新出现。
有一天，我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这位老教授曾经说过一段话，颇足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2）赵俪生先生年过九秩，仍笔耕不辍。而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令人钦佩。
《篱槿堂自述》，上海古籍出版社“白屋丛书”，1999年版
第卅三节 跟成 仿吾的冲突
有一天，一辆中型军吉普从平山开来，直开到小十字街吴校长门口。车上下来的是周扬，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此来，是下达中央命令，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任务，就交给华北大学了。要大家组织讨论。
从此以后，每天下午在吴校长住的大厅里，就总在开讨论会。被邀请参加的人似乎很广泛，只要小有名气几乎都被邀参加了。记得从堂屋一直坐到廊沿底下。讨论一直很热烈。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他这句高亢的湖南话，叫人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的内心活动很多。我想，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我又想，同是共 产党领袖，为什么在河南三位高级将领前来拜访我们，陈毅将军还讲了“两条战线的合流”那样的话，而成仿吾则一口咬定即便像陈寅恪那样国际闻名、又那么病残的人也要亲自来报到呢?
于是，我发言了。
我说，我讲点题外的话。我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the bandib)。可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抓起他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话假如只讲到这里，将会一切太平无事，可是我却提高嗓音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当时在会场上，仍是鸦雀无声，没一人反驳，没一人表示同情。事隔几十年，当我在北京又遇见李何林同志时，他对此事记忆犹新，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在那种场面，讲那样一段话，可是需要勇气啊。”
我说，“也需要接受惩罚。”
他说，“我听说了，贬到山东一年。不过，你当时没进北平也好，那里面五花八门，你应付不了的。”
在那次发言后三天，我接到华北大学调离的通知。通知说，现在山东已经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大在干部人员上提供支援。赵俪生同志是山东人，理应支援桑梓……云云。我看了公文后对妻说：“我被开除了。”
校部的秘书又来通知，鉴于赵俪生同志有三个孩子，年岁幼小，并且夫人身怀有孕，冷冬朔九，车马颠簸，会有诸多不便，经吴玉章校长提出，将吴老随身的两名勤务员之一苏春芳同志派遣来辅助赵俪生同志，一直送到华东，不必回程，在当地济南公安部门另行分配工作。
实在感谢吴老对干部的人道主义之情了。
3) 郁达夫先生尝言：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知识分子的内战（部分）
。。。。。。周扬成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对立面。
周扬参加左联很晚，先在剧联，但很快就进入了领导层，1933年起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左联及相继成立的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左联和文总的党团也即党组，直接接受文委的领导。实际上，文总和文委的党团成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再后来，成立“临委”的也还是这批人。这种一元化的组织形式，跟苏联的“优阿普”和“拉普”差不多，即使机构臃肿，最高领导人仍然可以控制一切。周扬是一位颇有手腕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这种组织化的有效性，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左联甚至整个文委都变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识者忠诚地围绕在他的周围，随时为他所用。胡风原来是左联的宣传部长，与周扬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性”，当然是不能容许的。由于穆木天被捕获释后报告说胡风是“内奸”，加上文委领导林伯修、田汉，以及郑振铎、茅盾等人的作用，周扬便趁势让亲信任白戈代替了胡风的位置。1935年阳翰笙被捕后，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左联党团书记一职也便很顺当地由任白戈继任。至此，周扬大权在握，完全可以左右整个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了。
鲁迅原先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主动退回到“无权者”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才是份内的事情。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确的。加入左联以后，特别在柔石们被害之后，他对所谓“进步青年”已经存有戒心，不愿有新的交往。萧军、萧红等，是极少数的例外。即使对于他们，也都劝告说不要陷入内部的无聊的纠纷里，坚持留在外围；所以对于试图扼杀外围作家的批评，他会特别愤怒，以为倘削弱了外围的力量，那成绩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冯雪峰和胡风在左联时，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联络，但也决非一些论客描述的那样，一副“盟主”模样，得早请示晚汇报一般的。据有关回忆，田汉曾经明确指示任白戈说，鲁迅说不想管左联的事，以后有事情不必找鲁迅，可直接找他。这样，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胡风任宣传部长时，出版过一个相当于机关志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也曾给鲁迅寄过，后来便中断了。鲁迅几次在信中提及此事，还说周扬们出过一期的，将左联过去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他对此的总结是：“到处是用手段”。对于左联，他是关心的，努力做他认为应当做的工作。1933年10月28日致胡今虚信说：“先生所揣测的过高，领导决不敢，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今后也还如此。可以干的，总要干下去。”然而，无论怎样拼命地干，周扬之流还是不满意，背后说他“懒”，“不做事”，“不写文章”等等，后来甚至散布一种空气，说他“破坏统一战线”，这就不能不让他感到失望，焦烦，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鲁迅对周扬的批评，始于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时期。杂志第一卷新四期发表署名“芸生”的一首诗《汉奸的供状》，诗是模仿苏联诗人别德内依攻击托洛茨基的《没有功夫唾骂》的诗写的，唾骂的是“自由人”胡秋原，诗中除了“丢那妈”一类辱骂，还加了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鲁迅认为，这种颇类当年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一样的流氓式文字，确有批评的必要，于是写了一篇题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但用个人名义，以致编辑部公开信的形式在原杂志发表。
文章说：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可是，这意见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辱骂和恐吓”。
鲁迅对周扬的怀疑和不满，在1934年底就已经在私人通信中表现出来了。他对萧军、萧红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写信给二人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稍后，致信胡风说：“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整个1935年，信件中不断重复出现“悲愤”、“寂寞”的语词，但是他的杂感依然锋利如昔。由此，一方面可以知道周扬势力的迅速膨胀，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鲁迅的敏感，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但是，到了1936年，尤其下半年以后，情况好像有了变化。以上的字眼不见了，多出了憎恶和轻蔑之意，而且出现了“反击”的字样，特别在左联解散前后。此时，悲愤的高潮过去了，精神的负担随着左联的解散而消失，他无须再为一个反政府的集团的存在而有所顾虑，也无须为个人的反抗行为担受道义的谴责。内部又变做了外部，内外的限界消除了，“战友”已不复存在。他的反击是公开的，鲜明有力的，充满了奴隶的义愤；虽然留有余地，却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
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
左联原来是一个文学社团，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严整的权力结构，充分体现着权力运作的规律。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左联无疑是异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联内部，同样不容异类的存在，可以说是大一统中的小一统。在鲁迅的描述中，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是一个热衷于争夺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设法建立个人权威。鲁迅说他“以指导家自居”，而鲁迅本人明显是厌恶“指导”的，如称“导师”为“鸟导师”，讽刺创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周扬一流都是批评家，喜欢议论，在鲁迅看来，“但大抵是唱高调”。鲁迅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由于致力于权力的营造，所以会有“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与不亮”这样近于“打岔”的行为。鲁迅指出，像这样的人是志在统一文坛，做“文坛皇帝”的。在左联内部，作为领导，自己不做事，却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役使别人，监督别人的行为；对于不听指挥者，则动辄加以罪名，以至以“实际解决”相威胁。专断、横暴，完全是一种奴役的形式。仅在1935年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便不断出现“鞭子”的意象，称周扬一伙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但一样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周扬们显然是高踞众人之上的“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的压迫者——鲁迅称作“横暴者”，特殊的集团和个人。权力可以超越党派的具体原则而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特性，对此，鲁迅显然在精神上准备不足。革命成功以后，倘使实行阶级的专政，到底是怎样一种的情形？他虽然以个人的推断说过几次，还举过苏俄知识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实践毕竟要比推断切实得多。所以，周扬们的日渐强大的势力，和制造出来的政治生活，不能不给他感受特别的困扰，憎恶和苦痛。他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他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左联仿佛成了周扬们的私产，要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左联内部，每个成员是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左联代表萧三写信回国，指示在组织上取消左联，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信是由鲁迅转交左联的。其实，此前周扬们已基本上作出了解散左联的计划，萧三的来信，只是加促了计划的完成而已。左联名存而实亡，这是鲁迅目睹的一个事实；而且左联的领导人一直给他个人以压迫，此刻大可以趁机摆脱，然而，他的态度很特别，就是不赞成解散。左联是曾经战斗过来的，因为它的存在，盟员们献出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现在要解散，要同“新月派”“第三种人”联合到一起，要一切通过“国防”，这是他所不愿意的。解散左联，意味着他要抹杀血的记忆，放弃先前的战斗的原则。另外，由左联的外部或上面决定它的存废，而不是由盟员自己决定自己的组织的命运，这是他所不能认同的，因此，当周扬胡乔木通过茅盾和徐懋庸找他时，他一再退让，却仍然表示说，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那么解散时一定要发表一个有关的声明，不然就只能算是溃散。结果，周扬们还是自行其是，没有发表声明。正值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向鲁迅问及此事，鲁迅回答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他复信何家槐说：“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徐懋庸自觉与鲁迅联络过，说不知道左联的下落不是事实，便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的复信是：
……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都从此结束了。
这是一封绝交信，是鲁迅对周扬们所做的最后决裂的表示。至此，左联的活动，以及他与左联的关系都由彼此先后划上了句号。
周扬给鲁迅的印象，除了专权，再就是“用手段”，“靠计策”，“玩花样”，是一个策略家。放冷箭，散布流言，固然是手段，事实上，连组织本身也成了集权的手段，而且是最有力的手段。鲁迅在信里说：“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又说：“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意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又说，“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这里说的“联络”、“张网”、“自有一伙”、“阵线”等等，都说的是组织和组织的作用。组织是一种集体政治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资源，但是，这种资源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加以利用。波尔斯比曾经拿银行家和流浪汉相比较，是颇有意思的。他说，这样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他们同时参与社区决策的情况下，理论上同样可能作为谋求权力的候选人，但是银行家领导的庞大组织在社区中很突出，更不必说对于他的商业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而流浪汉则极少有社会联系，所以是孤立无援的。鲁迅是流浪人，他“无所属”，但他对于权力者及其集团内部的等级，层次及运作情况是了解的。在左联，他清楚地知道，徐懋庸不过是周扬布局中的一个卒子而已。周扬是元帅，军中有许多人，鲁迅在信中说的“大批”、“群仙”等等，都说的是对方人多势众，所以可以任意驱遣。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颇幽默地说到周扬：“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鲁迅多次提到周扬们的“自私”，从这里出发，发展到对人的支配，不但支配他的同僚，下属，即所谓“小兵”的行动，而且支配他人，尤其是不驯者以至“假想敌”的命运，这是他所痛恨的。所以，在他去世前夕，起而为胡风等辩诬，就是为此。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在这里，鲁迅给予周扬徐懋庸们以有力的还击，公开宣告决裂。这篇万字长文不但表明了鲁迅在统一战线问题的原则立场，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重申了关于抗日救亡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的观念，而且较为系统地体现了鲁迅的政治哲学。民族，国家，阶级，政党，主权，人权，人格，相关的问题都在论文中有所阐发，融合了政治学，文艺学，伦理学，心理学的内容。
由于重病缠身，几至于不起，这封公开信是由陕北刚刚返沪的中共代表冯雪峰起草的。但是，鲁迅做了重要的增改。最后增加的部分从“四条汉子”写起，这是继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西崽相”、“革命小贩”、“洋场恶少”等名词之后的又一个新名词，称指的是官僚主义，其实，它的意义无疑要丰富和深刻得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新贵”利用这个名词，整肃不同派系的的人物如周扬等又另当别论。但是，它所代表的当时党内的一种无原则的、专横的、诬陷的、“上纲上线”即鲁迅之所谓“锻炼周纳”的，尤其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的势力和倾向；如果从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斗争”现象来看，是不失其“原型”的价值的。
文章写道：
去年的有一天，有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一两个，一律洋服，气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对于“政治家”，鲁迅并不奢求什么东西，甚至开始便清楚地知道彼此处于“歧途”之中，是不可能进行合作的。然而，由于某种理想的诱惑，他已经误入由“政治家”所操纵的组织之中。对苏联，对左联，对“四条汉子”，不能说他不具有纪德式的清醒的眼光；但是不同的是，他是“局内人”而纪德是“局外人”。比较而言，局内人更需要理性和道德的力量。就像对待苏联问题一样，我们看到，对于左联，鲁迅也并不看重机构设置和工作制度之类，注重的仍然是人，是人的品质，人格，那为自己也为社会而不息地劳作所表现出来的诚实和热情。这是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基本的要求，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思想革命”的根本性所在。所以，在左联，那些自称“指导家”者，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于“汉奸”者，以他的经验看来，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而且手段巧妙，全然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是借革命以营私，所以他有理由怀疑他们，不相信他们，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倘使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不正当，观念不正确，方式蠢笨一点，也还是次要的。但他同时指出，革命者自行批判和改变，仍然是必要的。
以个人和组织相比较，鲁迅的确更多地看重个人的素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根本无视集团的存在。无宁说，他对严密的组织从来是怀有戒心的。柔石之死和瞿秋白的备受打击等等，无疑加深了他对组织这东西的不信任感，他后来与左联的疏离，除了来自周扬等的打击之外，与组织透过各种事件对他的干扰当不无关系。为了对付庞大的国家机器，对于集体的内在的渴求为斗争所唤醒，即便在这时，也没有像德国革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戏剧《人就是人》中那样强调对集体的依赖。布莱希特对人的“战斗机器化”，“像汽车那样被人改装”表示欣赏；集体对个人的灵魂所作的“机械性修补”，使他自觉获得了新的东西。这种态度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布莱希特仍然坚持认为，个人必须加入到集体中去，才能培养社会意识。这位戏剧作家在名为《辩证法戏剧》的笔记中写道：“个人的集合体”由于服从于集体的分配而失去其不可分割性，个人越来越被社会所支配，随之而来的社会的进展就绝不会考虑个人，不会因个人的干预受到影响，也不会由个人的消亡而结束。显然，其中同样包含了关于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内在紧张。在20世纪，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最富于现代性的问题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难解决的政治难题。但是，这个问题在许多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那里，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他们紧密地依靠集体，放弃所有的个人权利，尤其是思考的权利，宣称不倦地同个人主义作斗争。由于统一组织，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忽略个体精神的特异性，几乎成为一种必然。所以托马斯·曼会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憎恨灵魂。”鲁迅是重视个体和灵魂的。他对组织的相对的轻视，与他不在组织严密的集团内部大有关系。由于长期游离于集体之外，他对组织的霸权力量，尤其是负面的作用的经验感受不算太深。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固然可以影响组织，而组织的规模及内部规制同样可以影响和改变个人。周扬成为左联的“元帅”，其中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应当看到，其个人的权力欲望和宗派心理与组织的某些特性具有相关性。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周扬，组织从内部产生的代表也很有可能与周扬趋同，从而充分体现集体的意志。任何权力者，都不可能违反权力运作的铁律。组织这东西，说到底是封闭的，具有仪式化，教条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倾向；此外，本身还存在一个在国家和团体组织中间的地位问题。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如果它处在与国家对抗或完全一致，即极度危险或极度安全，而非公开竞争的境遇之下，内聚力会增强，排除异已的能力也会相对增大，而内部维护或反抗“统一”的斗争，也将日渐加剧，这是无法改变的。
关于知识分子，鲁迅首先看重的不是知识，而是理想，良知，改造社会的热情和参与实际斗争的勇气。他反对反智主义，蒙昧主义，更反对知识人利用知识，与权力结合而制造新的愚昧。从事启蒙工作，把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传递给社会，挑战强权，反对专制，教育大众，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根性，使民魂得以发扬，这是为鲁迅所确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但是，他认为，真的知识分子，又必先使自己在社会运动中受到教育，批判和改造。惟其如此，才不致沦为精英主义，而能保持一种平民的其实也是民主的品格；同样地，知识分子也不能为多数庸众所挟持，从而保持人格的尊严，思想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所受的批判也是自我批判，所受的改造也是自我改造，而不是由外力所强加的压迫，不管这压力来自何方。《门外文谈》论文字改革，有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说得很好：“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他呐喊，做“遵命文学”，寄希望于在反传统文化的斗争中崛起的现代知识分子集团。然而，这个集团很快出现分裂，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往日的战友往何处去了呢？新的战友又在哪里？这种境遇，曾经使他一度陷于彷徨。知识分子的分化成了必然的事情，他不能不面对而且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内战不是哪一个人制造出来的，它的引信，其实为社会所点燃，而战火至今不绝。鲁迅从打击现代评论派开始，一直把自己置于狙击政府在文化知识界的代言人的位置上，所谓“第三种人”，也都属于这一类的。然而，他不断遭到同人的打岔，以致不能不分神于这方面的斗争。许多所谓的斗争在他看来是无聊的，但当他无法绕开时，只能极力发掘它的文化内涵，提高它的理论品位。对于自己的同代人，他是失望的，所以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为了持续作战，他致力于培养新战士，那结果，在北京时有高长虹的一群，到了上海又有了左联的一群。他总结道：“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为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关于革命文学家，他指出，本身有着一种容易犯到的病根，就是同时脚站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受压时，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又变为不过是文学家了。在另一处，他又指出，“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当革命一受难，就会以各种好看的名义，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谈到左联的作家，他在信中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在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他指出，这批人“分裂、高谈、故作激烈”，其实是并不坚实的分子，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他还这样批评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自私，动摇，投机，善变，一味空谈，不切实际，不愿意承担责任，甚至逃避责任。知识分子不但不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头脑和喉舌，反而成了繁殖细菌的脏物；到了左联后期，在他的观察中，情况尤其如此，被事实照出原形，一个个的拖出尾巴来。
1935年，鲁迅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为“摩登圣人”造像。文章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那些立志做政府的“诤臣”的人物如何？不同的是，孔夫子生前的运气并不好，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现代的人物则不但不曾吃苦头，而且声名显赫。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之后，鲁迅写了七篇题为《“文人相轻”》的文章，《“题未定”草》也写了九篇，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其中，他揭露了文坛的种种病象，有名的如“西崽相”，等等。对于以各种鬼蜮伎俩掩盖文坛的昏暗的企图，他予以有力的抨击，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内部斗争的重要性。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他写道：“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这样的话，在前后一段时间内，鲁迅不避重复地说过许多遍。大约他特别注意到，文坛的风气，一是力图消弭斗争，二是无原则的缠斗，打岔，不能生也不能爱，这样的斗争是只能引向死灭的。
对于周围的知识者，当鲁迅无所期待，以致憎恶起来的时候，最后只好返回自身。在《且介亭杂文末编》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战斗的意气更加健旺。这在学者看来，简直近于变态。他评价刘半农，章太炎，都是从战斗的方面加以总结的，呼唤的是战士之魂。他写化厉鬼复仇的女吊，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他写猛兽猛禽，自然界伟美的壮观，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周扬之流的来自内部的明枪暗箭，不绝的鞭扑，虽然使他受伤，但也使他保持了伟大的憎，成就了他的坚苦卓绝的战斗。这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垂暮的自由战士来说，无论如何是悲壮的，残酷的。
在两次大病之间，鲁迅写下名篇《死》。大家都把它看作是遗嘱，然而，世上有哪一份遗嘱如此燃烧着激越的情感，作为一位临终者，有谁竟如此地与他的怨敌缠斗不休的呢？其中写道：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当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遭到剥夺之后，惟有斗争赢来这一切；但当斗争也被迫中止的时候，惟靠斗争的渴望补偿这一切。
网友评注：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张贴人： 小熊 于 2006-08-20 22:22
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