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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士遗风：快乐的单身汉
◆金老并不执著于爱情的结果，所以单身和这种超然的心态，反而有利于金老的延年益寿。
◆只有能从名利圈里走出来的人，才不会为名利纠缠，才能活得轻松，这也是长寿的必要条件之一。
还在清华念书时，金老就做过报刊编委，参加过业余的摄影社，还和著名话剧家洪深演过话剧。1914年金老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先在美国攻读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学习，尔后又在欧洲各国游学；前后共计11年，直到1925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可以说金老饱受欧美风雨之沐浴：不但在思想受到的影响颇大，而且生活方式也比较西化，例如喜欢喝咖啡。金老身高一米八，西装革履，腰板笔挺，仪表堂堂，加上说话幽默风趣，非常有绅士气度，熟悉金老的朋友和学生对此都印象深刻。金老有时会穿着非常醒目的夹克衫（那时穿的人很少，尤其是教授），由于眼睛不大好，他戴着帽子微仰着脑袋，走路则难免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但是皮鞋上永远不会有灰尘；如果是夏天穿短裤，他会和西方的绅士一样配上长筒袜。
可是金老也有非常不绅士的时候：有时他在西装外套长袍子，戴八路军的棉帽；他孩子气很重，斗鸡玩蛐蛐，和小孩嬉闹；他喜欢我行我素，反感做官而且觉得“很亏”，因为“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他喜欢研究古树，对于花卉兴趣盎然，他说自己最喜欢的花之一是栀子花；除此之外他还有不少怪动作。
金老看了不少小说，既有西方的如普鲁斯特、福尔摩斯等，还有中国的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因此一次被沈从文先生拉去给学生讲文学，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老讲了半天，最后说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学生问《红楼梦》又怎么解释，金老却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说到这金老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居然弄出来一只跳蚤！学生们都很吃惊，金老却把跳蚤捏在手指里得意地欣赏！这种举止使人想到晋代名士嵇康。
难怪金老的好友冯友兰先生说金老像嵇康一样，“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浪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金老自己也说：就我个人说，我是在抽象方面思想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百分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世故，因此在生活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的确，金老很有名士遗风，他终身未娶，无儿无女却自得其乐，没有家庭的羁绊，所以他能来去自由，洒脱人生；他把不能实现的爱情珍藏于心，而代之以浓厚的友情，无亲胜有亲，他一生都活在亲情里；在世俗名利上，他与世无争如闲云野鹤，因此不会为生活所累；所以金老活得悠闲飘逸，平安长寿。
1．没有家庭的羁绊
金老虽然出生在官宦家庭，但是金老没有纨绔子弟养尊处优的习气。在兄弟姐妹9人的大家庭里（长兄早逝），金老最好的朋友是他六哥，金老19岁那年，也就是金老出国的前一年，他六哥游泳时被溺死，当时这对他的打击较大，专程送灵柩回家。另外，金老的母亲对他影响比较大，金老曾经说：“我爱母亲，从来没有反抗过她。”但是1921年金老的母亲也去世了，金老特地从国外回来，居丧期间他“绕棺悲歌”，可见对母亲的深情。自此后，金老很少回到长沙去，他自己也承认：
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长沙去，到上海去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张家，他们是徐志摩的亲戚。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而金老成为现在视为时髦的单身贵族，这也并非他的初衷，但是姻缘总与金老阴差阳错擦肩而过；而金老在这方面是个极为洒脱之人，所以最后终于没有结婚。
一般人认为金老之所以终身未娶，是因为痴恋林徽因女士；但是在此之前，金老曾与一位美国丽人秦丽莲小姐（中文名）结下情缘。1925年秦小姐随金老回国，她因对中国家庭生活很有兴趣，想亲身体验但是她不主张结婚。1926年金老初到清华大学教书时，便和秦小姐一起住在北京城里。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林女士早已仙逝，此时金老认识了一位名记者，两人谈吐很合交往密切互生爱慕之情，金老常约她到家里吃饭；正在他们准备结婚时，金老因病住院，那位记者也被确诊为癌症，病情恶化得十分厉害，至此金老终于没有结婚。
不过没有家庭的拖累，金老却倒活得轻松潇洒。他一生不愁衣食，即使是在西南联大那样困难的时候，按照金老的说法：
我的生活一直是优越的。即令是在昆明，也仍然如此。在昆明有一个时期我的工资是最少的，温德先生“考”第二。但是，我们不是最穷苦的，因为我们都是单身汉。
因为是单身金老的生活也很富足，所以他常接济朋友和学生。据任继愈先生回忆：他单身一人，工资多，帮助一些困难学生，抗战期间，不少学生家乡沦陷了，经济很困难，他一直资助学生念书，据我所知就有好几个。
而在清华大学期间，金老的生活就更自在了，他还经常喝酒。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从前下午是不工作的。说的是不工作，不是不看书。（夏天常常打网球。）改变大的是应酬与交通。我从前虽没有汽车，可是汽车是常坐的。应酬场合上喝酒经常过多，解放后我曾多次承认过“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死了”。
那段时间金老每天上午上课或者研究学问，而下午就生活在朋友圈中，时常打打网球、玩玩桥牌，和朋友高谈阔论，谈古论今，十分惬意。而他养鸡和斗蛐蛐的兴趣也是这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如果感到情绪不好或者孤单时，喜欢哼歌吟诗做对联的金老自有排遣的妙法。金老有篇文章《文字的情感寄托》，将情感的寄托分为三种：哲意的、诗意的和普通的。谈到诗意的寄托时，金老说：
我个人有时因忧愁，有时因快乐，有时因孤单，有时因情绪没有着落，有时因四周环境的美景，使我脱离日常生活，等等，使我感觉到一种逼迫我找出路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有时要念念诗或者唱唱歌，就是没有词的调子,也可以哼哼。诗歌和调子都可以让我把积下来而化不了的情绪发泄出来。这实在是把诗歌和调子当作电线看，把情感寄托在上面，让它流走……我依然念诗，而且把一时的感觉或一时的情绪寄托到别人的诗上去，因念别人的诗而把感觉与情绪发泄出来。
吟诗诵读在医学上的生理和心理功效，早已得到认可，在此毋须赘述。总之这种长期没有负累、没有压抑的单身生活，使得金老既能在学术天地里纵横自由，同时也大大减轻了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加上金老在爱情婚姻方面的豁达，不像一般人那样认为独身就有孤单之苦，消沉之意；金老并不执著于爱情的结果，所以单身和这种超然的心态，反而有利于金老的延年益寿。
2．爱情友谊的涵养
关于林徽因女士和金老的情感故事，历来为人所称道。其实金老认识林女士是通过徐志摩先生介绍的。后来由于他们文化背景相近，志趣相投，金老渐渐成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家每周沙龙的座上常客，他们之间的交情也颇深。金老对林女士的人品才华十分赞羡，也是备加呵护，尤其对林女士格调清新的文学造诣相当欣赏，因为金老在这方面也是个雅士；而林女士也非常钦佩金老的学问，而且欣赏金老的绅士风度和幽默；他们谈吐相投往来频繁，因而难免互生爱慕之情。
据梁先生的续弦林洙女士说：有一次林女士哭丧着脸对梁先生说，她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而非常苦恼，不知怎么办才好。尽管林女士毫不隐讳，对梁先生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梁先生还是十分矛盾，痛苦至极。他们三个都接受了西方文明教育，因而都显示出绅士之风。梁先生苦思一夜，还比较了金老优于自己的地方；最后他表态说林女士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老，梁先生将祝他们永远幸福。接着林女士把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金老，没想到金老回答得更加率直坦诚：“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金老说到做到，自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居一幢房子的前后进。即使偶尔不在一地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但金老一有休假就跑到梁家住。这种坦荡荡的胸襟增进了他们之间的信任：连梁思成夫妇吵架，都是金老为他们仲裁；而金老则始终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这种非凡的襟怀印证了柏拉图的名言：“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
金老之所以能够做到，因为他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是超脱的。金老有一学生突然遭受婚恋挫折，一气之下想自杀。金老多次苦口婆心地开导他：恋爱是一个过程，而婚姻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恋爱是否得到了幸福要从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以婚姻作为衡量。学生听后醒悟，解脱了精神危机。尽管是劝导学生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尽管金老并没有娶林女士为妻，后半生差不多是孑然一身，但是他并没有感到不幸福。他曾经那样深情地爱过、生活过，他把自己对林徽因女士的深情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珍藏一生；他没有得到但他始终拥有，所以他是幸福的。
林女士1955年去世时，金老觉得很悲哀，他说自己的眼泪没有停过。金老给林女士的挽联充满了炽热颂扬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取自林女士诗题《你是人间四月天》，它在西方意味着艳日丰硕与富饶。林女士去世后一年，一次金老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们都纳闷他为什么请客，金老却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这话使在座的人唏嘘不已。即使在金老已88岁高龄时，此时他身体衰弱，行动不便，记性也不大好了，谈话超过10分钟就会睡着。但是说到林女士，金老却依旧精神矍铄，十分健谈。据晚年采访金老的陈宇先生说，金老看到林女士的照片时很激动：
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
陈先生等答应为他翻拍一张，金老生怕别人忘了，还拱手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当拿到照片时，据陈女士说：
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神经又兴奋了起来。坐在这位垂垂老者的身边，你会感到，他虽已衰残病弱，但精神一直有所寄托。
金老的爱情尽管没能修成“正果”，但是他得到了梁氏夫妇珍贵的情谊。如果说爱情对于金老只是一种精神寄托，那友情则成了他的感情之根，使之顺理通达，怡情养性。金老曾经说过：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这两者经常是统一的……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果然如此的话，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与六哥就是这样。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
朋友的关系不想则已，想起来虽是古怪，血统既不相干，生活方式可不必一样；它似乎是一种山水画的图案，中间虽有人烟山水草木土地的不同，然而彼此各有彼此的关系，而彼此的关系又各不同……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完全靠老朋友，新朋友是不易得到的，心思、情感、兴趣、习惯等都被生活磨成角，碰既碰不得、合也合不来；老朋友在同一历史道路上辗转而来，一见就会心领意会情致怡然。
梁氏夫妇就是金老亲密的老朋友。这对夫妇相继去世后，金老生命的最后十年就和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先生一家一起度过的。梁从诫夫妇以父亲之礼相待金老，亲切地称他为“金爸”，所以金老觉得非常欣慰。他自己也会经常提高嗓门问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尽管不是血缘上的亲人，却像亲密无间的一家人。金老晚年的心境和情绪，并没有孤独之态，这和梁先生一家的照顾是分不开的。金老去世后，和梁思成夫妇一样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三个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成为邻居了。
因为金老的好客和幽默，他的朋友很多，除了梁氏夫妇外，经常和梁老来往的老朋友有：沈从文先生、张奚若先生夫妇、钱端生先生夫妇等。不少老朋友都把金老视为自己家庭的一员，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金老“湖南饭店”沙龙的常客。一般是周末到金老家里饮茶清谈，也可以尝到按金老要求煮的咖啡和做的冰激凌。每到这个时候，金老的客厅就热闹非凡：张奚若和陶孟和两位先生大讲政治，邓叔存先生则会带上自己的画作与朋友们共享，金老从不在这些朋友前讲“倒朋友胃口”的逻辑，而是高谈建筑或者文学鉴赏。
除了学术，金老还有所图的，就是追求和分享朋友之间的喜悦，所以他和朋友在一起时总是感觉真诚愉快，潇洒自如。
3．超越名利与忘我
金老在中国的学术地位在他还相当年轻时，便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但是金老既没有恃才旷物也没有借名图利。对于做官，金老是有戒心的。他早年在国外学的就是政治学，他对旧中国的社会政治有比较透彻的分析。金老早年曾发表过《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治的腐败，金老对知识分子提出了“四大原则”：
第一，希望知识分子可以经济独立。他打趣地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能把官当职业，更不能做政客。即使参加宪法修议的大事，做完后依旧应该独立。第三，希望知识分子不能贪图发财致富。因为以此为目的，知识分子就会变成机器。第四，希望知识分子有独立的环境，有志同道合者的团结。他认为有这样的人去监督政治和改造社会，国家或许才有希望。
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暂不必评价，但是至少金老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他对于官场名利没有兴趣，用金老的话说：“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惟一例外是我做过一次评议员。”更有意思的是，金老也根本不懂得如何做官。1952年北大清华院系调整后，周培源先生要求金老做哲学系主任，金老不想干；但周先生说：“要你做，你就得做。”金老无可奈何跑到办公室里办公。他也不知道“公”是怎么办的，就恭恭敬敬地在办公室里待了半天，因为没人找，金老便又跑回家去看书了。后来哲学所只好解除金老的行政职务。
而金老在建国后对待政治的热情，是因为他真诚地认为：国家的性质不一样了，时代环境也变化了，他自己是主张政治该为国家自由强大、人民的自由服务的，所以他以自己余生的热情投入进去了。他从没有想到过要用政治给自己捞到什么好处，不然像他那样一个出名的人就会被名利所累；但是金老是超越名利的，不但如此他还会忘我，忘掉自己是谁。
忘记熟人或者朋友的名字，这种事比较常见；但是居然会忘记自己的姓名，除非不正常，这种事可能只会发生在像金老这种大智若愚、不问私利、不图虚名的人身上。金老自己说：在20世纪30年代，我头一次发现我会忘记我的姓名。有一次，我打电话给陶孟和，他的服务员问“您哪儿”。我忘了，答不出来，我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我只好请教于王喜，他是给我拉东洋车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就提醒我了。
其实金老自幼博闻强记，忘掉自己姓名一是因为他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且还不是一次。据著名作家冰心先生讲，金老曾告诉她他忘记自己名字的趣事。一次金老去拜访朋友，按了门铃后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并问金老“贵姓”。金老一下懵了，忽然说不上自己的姓了！而且半天也想不出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去问司机。这使得那位女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不过研究逻辑归根结底只是金老认识世界一种方式，他在谈山书画时表示欣赏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意境，这应该是他会忘掉自己姓名的深层原因。
人生在世，难免被各种俗利世界所困，许多人更是沉浸于其中难以自拔，因而在其中消耗了自己的身躯和生命。只有能从名利圈里走出来的人，才不会为名利纠缠，才能活得轻松，这也是长寿的必要条件之一。否则整日为了名利奔波计较争斗，人的精神被名利之心虚耗，又怎能长寿？
三、激情人生：思维健脑与爱国热情
◆ 逻辑不是任何人都能“玩”的智力游戏，金老长期“玩”的这种智力游戏，不仅“玩”成了一个大哲学家；而且可能金老也没想到，还造就了一个老寿星。 0
◆ 他的爱国激情一方面使他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却给他的生命带来福音。
1．游戏自娱的哲学家
金老自幼聪慧，读书的时候经常跳级，而且记忆力超强，据说晚上做梦曾经背《四书》，他姑姑拿着书对照，发现金老背得一字不差。早在中学时代，金老就表现出了杰出的逻辑才能，他指出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里包含着明显的逻辑错误，因为它推出来的结论是：朋友如粪土。自从1925年回国到清华大学教逻辑以后，金老已经完全哲学化了。金老在回忆录里承认：
在1918年到1920年这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这仍是基本事实。
金老的哲学世界是人类理性、诗意和宗教的神圣虔诚这三者的结合。他曾说：“世界上似乎有许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有着一颗纯粹而不含杂质之心的金老，将自己大半生的精神和智力，无私地献给了哲学科研事业，而且自得其乐。因为在金老看来，哲学就是一种严肃的游戏。1927年，金老为自己的书写绪论时说：
坦白地说，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我们可能天真地做哲学游戏，这立即使专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其他活动常常有其他打算。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利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惟一途径。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
这种高尚纯粹独立的学术精神是金老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而他对待学术严谨而又充满乐趣的态度，也是学人的楷模。在一般人眼里非常枯燥的逻辑，对于金老却觉得很有趣。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有学生曾问金老：“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老回答说：“我觉得它很好玩。”所以金老可以把枯燥的哲学理论和逻辑分析讲得很生动，使学生在几十年后都记忆犹新。
据金老学生诸葛殷同先生回忆：他说不是任何命题都是可以证实的，不是任何命题都是可以证伪的，他举了个例子，在义和团里你如果信了我那套东西，就刀枪不入，后来跟洋鬼子打起来了，大师兄以为自己的信仰很坚定，就冲在前面，结果洋鬼子一枪就把大师兄打死了，那个二师兄以为大师兄信仰不坚定，所以被打死，我信仰坚定，还往前冲，又一枪打死了。三师兄……当然金老最后成了世界有名的大哲学家，这绝不是随便“玩”出来的，而是刻苦钻研奋斗的结果。张申府先生曾说金老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欧阳中石先生则说：“要说搞逻辑，他（金老）绝对是第一位的。”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0
20世纪30年代，金老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老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老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老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金老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金老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老70万字的理论大作《知识论》，其命运也是一波三折，金老自己也记忆犹新：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那本书。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候日帝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起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
逻辑不是任何人都能“玩”的智力游戏，金老长期“玩”的这种智力游戏，不仅“玩”成了一个大哲学家；而且可能金老也没想到，还造就了一个老寿星。
据日本科学家研究，经常使用大脑的人即使年过花甲，思维能力却相当于30岁般灵敏；反之，如果进入中年就放松大脑锻炼的话，会加速大脑和思维能力的老化。因为据不完全统计，人的脑细胞大约是140亿—150亿个，而随着年龄增长，脑细胞会不断衰老：40岁后每天约有10万个脑细胞开始衰老，近七十岁时人的脑细胞比原来减少1/10左右，为了延缓大脑功能的老化和智力下降，主要的办法就是勤用脑，主要是从小就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
常言道：“生命在于运动。”而现代医学更认为：“生命在于大脑运动。”尤其是老年人，坚持脑部运动相当重要，因为人的衰老首先来自大脑。经科学家测试：勤用大脑的人，不但不易疲劳，而且脑神经细胞都得到良好保养，随着年龄增长，还能避免老年痴呆症。因为使用大脑越多，大脑内部各种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越多，由此形成越来越多的条件反射，大脑因而更加灵活，有延长大脑细胞寿命之功效。而如果无所事事懒于使用大脑之人，容易导致大脑萎缩早衰，并且智力下降。
对此，美国科学家作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们将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共75人分为3组：勤于思考组、思维迟钝组和受人监督组。实验最后表明：勤于思考组的血压、记忆力和寿命三项指标都达到最佳，而且三年后，这些老人都还健在；而思维迟钝组的死亡率为12.5，最后一组的死亡率更是高达37.5。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勤用脑是指能在个人脑力承受范围之内，而不是不加限制地使用大脑。我们应该劳逸结合科学用脑，否则难以达到健脑的目的。金老一生基本上都在坚持着有难度的脑力运动，经常是上午做学问，下午打网球、喝茶聊天玩玩牌（解放后活动有所改变），一张一弛科学用脑，一直到晚年尽管金老有冠心病但是思维依旧清晰活跃，所以他能够长寿。
2．激情燃烧的爱国者
纵观金老的一生，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将自己全部的生命激情贡献给了学术，以及在朋友圈子里的生活，这是种内敛的激情；而新中国成立后，被爱国热忱激发的金老又将自己后半生的激情献给了国家、党和人民。这种激情能够解释他在解放后所做的一切举动，尤其在政治和对待自己的学术方面，许多人曾对此表示过疑惑甚至是批判。尤其后一辈的人，更难理解历经国难沧桑变化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强大可以牺牲自我的爱国之情。
金老这种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出生在清末，对于国土沦丧人们遭受屈辱体会很深，因而特别希望国家早日强大。辛亥革命爆发后，金老剪掉辫子兴奋地迎接革命到来，还做了一首仿《黄鹤楼》的打油诗：
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
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尽管从清华毕业后留学英美身穿洋装，但是金老的心依旧是中国心。金老曾说自己：“没有赶上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这种瓜分恐惧正是金老的爱国情结。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老悲愤不已痛哭一场；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听到别人说抗日会亡国亡种，金老情绪激动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老竟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金老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兴趣又非常之大。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其实是：他不感兴趣的是政治中的尔虞我诈和互相倾轧，他做不来同时觉得作为知识分子应与政治保持距离；同时他也非常希望国家强大、社会民主、人民自由，他愿意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这是金老的政治热忱。解放前，他非常赞赏自己的学生冯契先生参加地下党工作。1939年冯先生回到昆明后，向金老说起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如何勇敢杀敌时，金老非常高兴，称赞八路军和游击队能征善战。他也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他的学生殷海光先生这样回忆：
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由此可见，金老在这方面的号召力和人格魅力。
在开国典礼上，当毛主席用湖南话慷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金老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他逢人便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金老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救亡图存的强烈理念，对新中国的诞生不仅有自豪感、认同感，还有油然而生的感激和报效之情，因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金老一直希望自己的学术能够为国家富强有所用，但解放前英雄无用武之地金老只能“解释世界”；而现在有了“改造世界”的机会，以前被压抑的激情喷薄而出，金老的心情自然异常地通畅，精神也非常亢奋。由此金老对待政治的态度发生转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金老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变化，由此激发了他内心潜藏的爱国报国之心。如果没有对真理的认同感，对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金老不可能在解放后如此坚决地彻底批判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且积极地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以及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金老在清华自告奋勇带头开设马列主义哲学大课，刻苦学习俄语。他信心十足地表示：今年是一年级的学生，“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这种热情的学习劲头，使许多人自叹弗如。1958年，已入党两年的金老访问英国，一个东欧的前共产党教授质问金老为什么入党而不好好做教授；金老很响亮地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翻身。我从一位教授变成共产党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活力增强了！”可见金老对共产党的确有由衷感怀之情。以至到了在古稀之年，金老还强烈地要求下放，据金老的侄子回忆：
他就要求要下放，他当时已经七十来岁了，他根本不可能下放了，但是他要求下放，搞得领导也很被动，那时我到他家去，见他专门在看养鱼的书，我说你怎么看养鱼的书，他说你知道吗，我要是下放去，你看，农林牧副渔，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有研究者认为金老的后半生是个悲剧，因为他背叛了他以前的学术理想，甚至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尽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老也开始回归原来的学术理想，无奈岁月已经不饶人。对此王晓渔先生曾说：“今天，与其苛责哲学家的‘幼稚病’，不如反思那个‘顽童’也无法保持本真状态的时代。”因为这更是那个时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金老的转变却是他后半生的救星：他的爱国激情一方面使他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却给他的生命带来福音。这种激情成为他后半生生活的全部力量和追求目标，是他人生价值的动力。它燃烧了金老的学术生命，却点燃了他晚年的生命之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