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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生
女性婚姻
作者：小熊
采访人：刘小萌
时间：2002年3月1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某市属单位
四、残酷的镜子
我怎么也没想到：烈火在一瞬间会改变一个人的容貌？你看过好多的电影，包括《夜半歌声》的沈丹平……她那边“啊——”大叫一声就跑了，我的样子居然把她吓了一跳。我第一次从镜子里看见自己，吓一大跳，当时就傻了，木呆呆的，不认识这是谁了。有时候一说话人家一听声音，才说：“哎哟，你是个女同志啊。”我吓过很多人，那么多的人也吓过我。我不敢天黑的时候出去，只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出去……“我特别同情小月，但是让我为她做牺牲办不到。”
电影、戏曲我都看过，好多人烧伤恢复后又跟以前一样，顶多是缺胳臂短腿的，不也是正常人吗？但是说句实在话，我怎么也没想到：烈火在一瞬间会改变一个人的容貌。烧伤病人都是没有镜子的。你看过好多的电影，包括《夜半歌声》的沈丹平……那时候我没有镜子，也不觉得奇怪，病房里谁给你搁个镜子啊？医生怕我接受不了现实，几次换药时都对我说：“你脸上可能要留下伤疤的。”我天真的以为，出院后会和从前一样，只是留下点小痕迹，笑着说：“没关系，留了疤不是照样为人民服务吗？”
烧伤后大夫不让探视，一是怕病人感染，二是怕外界的刺激，因为烧伤病人的感染是致命的。好多同学来看我，大夫就是不让进。一次，我犯纪律上车站接过的那个同学来了，大夫也不让进。我发烧有一个多月了，眼睛睁不开，就听见她在外面大声哭喊：“我是她的同学！”许多年后，她开玩笑时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哭。”我说：“算了吧，我还没死你都哭的惊天动地了。”
有一天，队里一个宁波知青把门推开一条缝，。我这是第一次看见连队的人，心里挺高兴。可还没来的及打招呼，她就“啊！”的一声尖叫，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怎么了，在我心里，我还是从前的模样，发生什么事了？救火事件在农场影响挺大，当时团里领导都来了，说“一定要尽力抢救”。医生、护士对我都非常好，我感不到自己有什么异常，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吓着别人，也被别人吓着。
我第一次照镜子是烧伤以后很久了。我上医生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好多面镜子，是患者送的“救死扶伤”呀“医术高明”呀那种。我从镜子里看见自己，当时就傻了，木呆呆的，不认识镜子里的人是谁。头肿的很大，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夫老跟我开玩笑，管我叫“大头翁”。脸上的皮肤烧焦了，只有坏死的肌肉和皮肤脱落后才长出的鲜红的嫩肉。我觉得自己的脸像铁面人似得带着一个硬硬的假面具，难受极了，可也拿不下来。翻着的皮肤，渗出的体液，涂上的药液，脸上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斑斓”坑坑凹凹，耳朵也烧卷了。虽然理智上知道镜子里的人是我，可从感情上怎么也接受不了。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医生护士见我这个模样不害怕吗？他们对我这么好，这不是面对一个鬼吗？真的，当时我难过极了，可是一滴眼泪都不敢流，甚至连一句懊丧的话都不敢说。为什么呢？人家肯定会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你一个资产阶级狗崽子，怎么还会想到这儿？虽然人的正常感情我都有，但是一点都不能流露，全都得强压在心里。
由于烧伤了面部，散落的头发常常会粘在伤口上，给换药带来麻烦。大夫觉得伤口不好处理，就把前半拉的头剃了，后半拉留着，像清朝人似的。你别笑，“文革”时期称这为“阴阳头”。我非常忌讳，一出去，人家能不把我当成牛鬼蛇神？我就大声喊：“都剃光！都剃光！”大夫安慰说：“没关系，不久头发就会长出来。”可我心里就是接受不了。最后真是都剃光了。好长时间人家都不知道我是男是女，甚至也不知道我是老是少。从脸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我有多大，有时候一说话人家一听声音，才说：“哎哟，你是个女同志啊。”从那一刻起，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青春从此结束了，永远定格在１９岁。
那个年代治疗烧伤没有特效药，尤其是感染以后，只是大量上激素、抗生素，体重一下升到１４０斤。输了很长时间的液，其实并不对症，当最后拔出针管的时候，胳膊已经僵住不能动了，护士只好轻轻地帮我活动，浑身都在颤抖。
住院期间非常盼望家里亲人来看我，可没人来。谁又会通知家里呢？父亲是“黑帮”，奶奶是“黑帮”的母亲，还要接受家属委员会的监督。兄弟姐妹全都在农村，姐姐在云南，我在黑龙江，两个人互通一封信，正常的话，我接到她的信给她写，她接了我的信给我写，一个月才能收到。一封信从我这走到她那要半个月的时间，她的信走到我这也是这么长时间。弟弟在北京郊区插队，妹妹在吉林，实际上都很远。妹妹在我烧伤以前来过，走的时候离我烧伤不到一个月。妹妹来的时候，是她想家我也想家，谁也见不到谁。我老觉得离吉林挺近的，实际上当时没有直通的火车，绕来绕去，她走的路比从北京到我那都不近，车票费是一样的。我们兄弟姐妹从小都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彼此的同学之间也互相认识。妹妹从我那走了不久，就回北京了。刚一下车有人对她说：“听说你姐姐烧伤了，烧的和鬼一样。”
烧伤后许多人都认不出我。到处盛传我烧的像鬼一样。一个与我不同连队的男同学对我说：“所有的人都说，你烧伤了以后都认不出了，可是我一眼就认出你了。眼睛是心灵之窗，不管你的面貌怎么样，我看你的眼神，觉得你还是你。”
小时候我是个阳光女孩，邻居们都挺喜欢我，一些叔叔阿姨觉得我聪明漂亮，长大一定会有出息。儿童时代，我喜欢一切与艺术有关的东西，美术、文学、唱歌、跳舞。没人教很小的时候不穿芭蕾舞鞋，我就能用脚尖立起来。但“文革”把我的一切幻想和理想全毁了。烧伤使我的人生又一次改写，我的很多同学，尤其是一些男同学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不是烧伤，你的生活应该是美好的。”
烧伤以后多少次，老师、同学，甚至家人都不认识我，有的时候人家会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同学的父母问我：“你是谁？”每次都难过极了，我觉得眼泪马上就要流出来了，还是坚持忍住。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挺坚强的，这么大的事，居然能够不掉一滴眼泪，在烧伤前后为了我自己，我真的一滴眼泪都没掉过。那时才１９岁啊，一个１９岁的女孩子……后来，我吓过很多人，那么多的人也吓过我。我不敢天黑的时候出去，只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出去，让人家在很远的地方就看清楚我，以至于不让人家吓着我。因为有的时候人家会发出那种尖叫，常常把我吓了一大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我记得，那时八个样板戏老是演，每次，当小常宝一唱那个“早日还我女儿装”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尽管那样我也没哭过。也不是说光有痛苦没有快乐，为什么呢？毕竟我是女孩子，跟知青也好，跟过去的同学也好，在一起走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搂在一块，都是同学嘛，挺亲的。有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奇怪，那个男的怎么老跟一帮女的搂在一起啊？因为我的头发剃了给人感觉是个男的，等到听我说话或者一乐的时候：“啊，你是个女的呀！”这个时候我就哈哈大笑了，觉得好像是一件挺开心好玩的事。
五、沉默就是最大的反抗
我从什么时候产生反抗意识的呢？就是看他们对晓军不公。最低贱的人最高贵，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觉得特能理解张铁生、黄帅这一类的人，社会给他那么大的压力，逼着他去，是他愿意的吗？“死的英雄好当，活着的模范难做。”
负伤后我被批准加入了渴望已久的共青团。出院后农场办了一个张梅玲事迹展览，我成了展览馆的讲解员。出于宣传的需要，人为的把李晓军的壮举全部加在张梅玲身上。在展览中晓军只有一个画面，我的名字也只出现了一次，就一句话：“张梅玲、李晓军、小月一起救火。”这个展览馆大概生存了有三年。
其实我心里不愿被展览，毁容对我的打击已经够大了，尤其是让我讲一些并不真实的东西，可我又能说什么呢？上面定好的东西强加给我。让我讲用，我曾经进行抵制，但不讲不行。后来我采取一种什么措施呢？上讲台的第一天，我侧着脸对着讲台，故意嘟哝着，谁也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我觉得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权利，我的权利就像鲁迅说的：沉默是最大的反抗。我从什么时候产生反抗意识的呢？就是看他们对晓军不公。现在我不能说这是不是叫反思，有没有这种觉悟我不敢说。社会是残酷的，一位留京的同班男生对我说：“让活人给死人讲用，也够难受的，说的一些不是自己想说的话。”那个时候多少次让我去讲用，真的不愿意去，觉得自己像一个傀儡。我特能理解张铁生、黄帅这一类的人，社会给他那么大的压力，逼着他去，是他愿意的吗？也有人找我，说：“我不是来采访你的先进事迹的，你是个怕死鬼。看现在把你宣传得什么似的，为什么她俩都死了，就你活着？你要是英勇一点儿是不是也死了？你是不是怕死才活下来？我说：“从来我也没想到过当英雄，我也不可能当英雄。是谁把我弄到这个境地的？”我去找营长：“谁让你们宣传我了？我愿意了吗？我是一个普通人，过一个普通人的日子不行吗？”营长说：“不是说谁想当英雄就当，宣传不是你要求的，是我们领导要这样做的，一切后果领导担着，甭管人家说什么。有一点我要跟你说句实话，叫死的英雄好当，活着的模范难做。为什么？每个人对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模范都有不同的模式，你没照着他的模式去做，他就会觉得你不像一个英雄。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挑她什么呀？对活的人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不要管，什么事由我们兜着，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
这件事出了以后，宣扬我，使我难过的事太多了。你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正是爱说爱跳的年龄，可是一旦有真诚的流露，不成熟啊，不稳重啊，就会听到这种批评。如果你的本性受到压抑，成了沉默寡言的人，别人又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这么难接近啊？我是近视眼，但干农活时从不戴眼镜。烧伤后，一下子视力减了好多。有时候遇着人了，看不清，没打招呼。有人就说：“骄傲了吧，凡人不理吧。”我觉得我承受的东西太多了，许多是我不想也不该承受的。
我从那一刻起特别体会人世间的炎凉。我一直是“黑帮”的“狗崽子”，有些人在哪儿受了委屈都可以在你的身上出出气，因为尽管你不是“黑帮”，也是入了另册的人。曾经有一个人拿着中共九大党章，故意当着我的面念，党员的入党条件就是年满１８岁的中国工人、农民什么什么一大堆。那言外之意是你不够格。这个人就跟我同一个宿舍。在我烧伤以后，她上医院去看我，还到处跟人说：“我们俩是好朋友。”实际是想借别人的光环照亮她自己。我心里都明白，世态炎凉看得太多了。原来恨不得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人，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我的挚友。我真感到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好像昨天那么一个面给我，今天这么一个面给我，让我难以接受。当然我也有许多真正的朋友，不论你是“狗崽子”也好，你是“好汉”也罢，我们之间依然真诚。不管上面怎样宣传，朋友从不认为我是英雄，我也从来不那么看待自己，我依然是从前的我。就像你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不是说出身不好就走到一起了，是社会逼着你走到这一步，像我和晓军就是这样。
我们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是共产党亲手培养起来的一代，从小就立志建设共产主义，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极富革命理想的一代，顽强、勇敢、责任感和牺牲精神贯穿于青少年时代的全部生活中，尽管经受了正常年代一个人一生都难以经历的社会动荡与人生变化，但少年时期打在身上的烙印却很少磨灭。那时候，入党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晓晖和我一个连队，她积极向上，各方面表现非常出色，每次发展党员，连队里的人都推荐她。由于出身的原因，指导员找她谈话：“晓晖同志，你要准备做一辈子党外人士。”因此烧伤以后我没有写入党申请书，营长找我：“你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也许跟我的家庭背景有些关系，可能比其他出身的人多一点政治承受能力。其实心里很明白，即便写了也未必会发展。但最后我还是写了，也确实没发展，多少年也没有发展。以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不够格。”我当时还有一点真诚，因为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觉得党员这个称号很神圣。我对营长说：“晓晖那么出色，连里所有人都认为她应该成为党员，但还是没希望。我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为什么还要去做那种不可能的事呢？”没想到，这么一句话，等于给指导员穿了小鞋。你知道当时怎么宣传的呀？什么“要团结绝大多数的革命同志”，“团结群众中的百分之九十九”。还有一个针对我这种人的称谓叫“可教育好的子女”。营长就去找那个指导员说，即便是这样，这种话你怎么能随便说呢？“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我们那一代的口头禅。我们追求苦难，因为我们需要以困境作锤炼。当我们中有人成为时代的宠儿时，又必然有人成为不幸时代的不幸者。为理想，我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可还是得不到党的信任。自上大学以后，我再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
六、上大学的一波三折
“营长，我想好了，不想一生就此了结，还想为社会和国家多做点贡献，我想上学。”“当老师要五官端正，您这样怎么能当老师呢？”好多老百姓都说：“就是小月吧，我们就推荐她。”“你知道他证明怎么写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一说１９７５年上大学的事又特可笑。今年春节父亲提起这段往事还耿耿于怀呢。当年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上学，后来有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政策，我算“可教子女”，在我们农场又算有特殊贡献的。我们营长是一个很好的人，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得替你今后考虑，一个女孩子这么年轻就毁容，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如果你看上了哪个小伙子，跟我们说，我们领导去做工作。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听他讲完这话以后，心里特悲哀，觉得这一生到此就完结了。结不了婚成不了家，即使能找个丈夫嫁个人，还得领导低三下四的去求人家。我说过，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流过泪，可那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哭。人家说一件什么事，就好像是冲着我，我觉得这一生就此画句号了，没有前途。但是，尽管有再多的悲哀，我都埋藏在心里，这叫什么？咬碎牙咽到肚子里呀。我们一块儿的知青都知道：我这个人，在众人面前从不流泪。我有时蒙着被子哭，在被窝里啜泣不让人知道，有时半夜睡梦中就哭醒了。营长还说：“你不要急于答复我，考虑好了再跟我说。”当时已经有工农兵大学生了，我说：“营长，我想好了，不想一生就此了结，还想为社会和国家多做点贡献，我想上学。尽管我已经毁容了，姑娘想要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但还有聪明才智，我并不笨，我想用自己的智慧为社会服务。”营长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这点权利还是有的嘛。”
７３年开始推荐我上大学，但因为父亲的缘故，哪个学校都不要我。经过“文革”的洗礼，好多人都不愿意当老师。“文革”中批斗老师，说什么臭知识分子啊，肆意贬低他们。我想上学既然这么难，干脆报师范吧。最后给我来一个什么答复？“当老师要五官端正，您这样怎么能当老师呢？”连着两年，都没上成。第三年，也就是７５年，我已经２５岁了，按照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２５岁是最后年限，超过这个年龄就没戏了。那一年也不知怎么的，忽然改成自愿报名、群众推荐，一律要票数，你够了票数才能推荐上去，领导也很难做主。我觉得是最后一年了，又报了名。
烧伤后我一直感到很压抑，迫于环境，许多想法藏在心里不能说也不敢说，有些人不理解我还在背后偷偷议论说：“她有精神病吧？”但真正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很正常。同宿舍的秀华为我辩护道：“她一点也不怪，其实很优秀，你们谁能受到这种打击，还能像她现在这样，我就佩服他。”我听到议论的时候，也就是一笑了之。因为有这些舆论，担心大家不会推荐我，可是没有想到，我的票数还是最多。现在我还说这句话，老百姓真好！好多老百姓都说：“就是小月吧，我们就推荐她。”大家看的是什么？是你的付出。票数统计完了以后，领导内部又出现分歧。有的领导说：“今年不能让她去，头两年都推荐了她，没去成，把名额给耽误了。”大概还是营长的作用，意思是只要有可能就要让我去。但是没想到，所有的关卡都通过了，最后政审一关又过不了。
我作为“可教子女”上学，得有一个父亲单位的结论拿到这边来，说明父亲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这个我回了北京。大学还在军管，我跟父亲一起去找军代表。父亲说：“我这怎么回事儿？现在都影响我女儿了，你怎么也得给我结论吧？”军代表说什么：“结论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整个一个打官腔。我爸受了这么多年压力，一直逆来顺爱，那次可是急了，拍桌子了：“你怎么这样啊？这关系的不光是我的问题了，现在还影响到我的子女了！”我怕他跟军代表弄僵了，事情就更难办了。我说：“爸您别急，也不必生气。”又对军代表说：“父亲的心情我很理解，今天不是让你做结论。当然了，做结论是一级领导或者是一级政府做的，不是一个人能做的。您是不是觉得我是无辜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我是无辜的。现在这件事跟我的前途有直接关系，那么我希望你写一个证明，我父亲是什么情况就写什么情况。他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很好，我作为一个正常人就可以上大学；如果他是‘敌我矛盾’，我作为‘可教子女’也可以上大学。我现在不是要求你给他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您总可以给开一个证明吧？”好，他就开了。我拿回来一看，你知道他证明怎么写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带回的证明又不行，因为他既不是“敌我”又不是“人民内部”。你要是“敌我矛盾”我按“可教子女”有特殊贡献的推荐，按“人民内部矛盾”更不用说了，偏偏两边都挨不上。真是把你气得没辙。最后，我跟招生的人央求，我们领导也帮着说：“您呐，就按‘敌我矛盾’得了，我们认了，我们愿意‘敌我矛盾’。”最后死乞白赖地就这么去了，说我有特殊贡献。
最后还有一个报专业问题。有很多我喜欢的专业，但热门的不能报。我原来想学外语，后来一想，不能考外语。为什么？最起码口译这工作我就不适合，只剩下一个笔译了，就等于今后的路子特窄。我愿意路子能宽一点，干这个也行，干那个也行，能够游刃有余的。后来一想，干脆报生物化学吧。那年招生专业有低温物理、生物化学，还有一个哲学，我对哲学已经是没感觉了，认为它在中国没有出路，完全是秉承当权者的意旨，什么“批林批孔”、“批形而上学”等等，哪还有一点学术味道？所以，在三个专业里我选了生物化学。
进到学校时，我还没有整容，同学们都觉得我很怪异，因公受伤的事在档案里没有任何记载。有人问我怎么回事，我就作些解释。在农场，我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离开的时候档案里没有这方面材料，根本没想到这会带来什么后果。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说，对于工农兵学员，人们总觉得你肯定是有一些背景来的，大多数也属于“表现突出”的。所以我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认可，人们觉得这还是可信的，要不然怎么会弄这么一个人来上学？
七、顽强人生
报到后才知道，敢情是个“垃圾站”。我用聪明才智达到这么一个水准本来挺好的，社会却不给我一个机会。你说我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痛苦，得到的是经济损失，得到的是人们的不理解和唾弃，得到的是孤身一人，没有家庭。我就跟唐·吉诃德一样，到处是我的敌人哪，可我拿着矛刺向谁呀？晓军的那个墓，连墓碑都没有了，完全是一掊黄土。就这两棵白菜，我吃了一个多月。我这人只要站起来，没摔倒，这对我来说就是胜利。
１９７９年大学毕业后，凡是像我们兵团回来的，学这个专业的，全部都分在卫生系统。不论是卫生部所属医疗系统也好，还是北京市卫生局系统也好，惟独把我分到环卫局。
上学期间我在班里的成绩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同学们公认这一点。毕业分配把我弄到环卫局，也不明白是干什么的，报到后才知道，敢情是个“垃圾站”。当时“垃圾站”是占了一块儿农民的地，才开始盖房子。他们告诉我今后的工作，就是处理粪便和垃圾。那个时候中国对垃圾的处理，研究和机械化都谈不上。我一到那儿报到就傻了眼了。那个时候，北京的同学办完毕业手续好多人还没报到，外地的同学还在北京没有走，我属于急性子，率先报了到，等回校一说，所有的同学都觉得奇怪：“怎么就把你弄到那儿去了？”
后来有个同学给我透露了消息：我被“调了包”。我听了后如五雷轰顶。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忍受屈辱、磨难而无休止地挣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惟一拥有的就是聪明才智，我用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么一个水准本来挺好的，想凭自己的努力体现人生的价值，可社会连机会都不给我一个。当儿时的信仰在步入社会破灭以后，个人的价值的寻求和生存需要的选择越来越凸现出来。那会儿连死的心都有。我把自己封闭起来，许久朋友们都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们这代人承担了国家五十年建设、改革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维护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即使让命运抛掷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也坚守着曾经的理想。当我再一次从阴影中走出的时候，一个同学对我说：“突然没了你的消息，也找不到你，就猜到你肯定遇到事了。”
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因烧伤毁容的脸总让人家觉得奇怪。我又开始跟人解释，但跟上大学时就不一样了。上大学时，同学们都知道，你不是有背景，就是表现好，都是挺特殊的人。可一到工作单位，你这么怪了怪气的人，别人就觉得：你这事儿，怎么档案里没有记载？我就跟一个说谎者似的，喋喋不休的去跟人解释。人们总用怀疑地目光看着我，我觉得自己就像祥林嫂一样。无奈，１９８３年我回了一趟农场，要求给我落实政策。农场的人事干部觉得很奇怪：“你现在不是国家干部吗？也有工资，还想要什么？”我说：“不是想要什么，而是我应该有什么？因公受伤就不应该有个记载吗？
当时农场的党委书记早就换了，我在那儿的时候还有军人呢，是沈阳军区派来的。所以我还得自我介绍，我是谁谁谁，哪年哪年，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件事在农场影响挺大的，现任书记说他听说过。我说：“那就好，我跟您的沟通也很容易了。”那时候我脸上的疤痕比现在严重，我就说：“您是一个有儿女的人，如果我是您的女儿，现在这个样子，你会是什么心情？”那个书记很通情达理，他说：“但凡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农场为此发了一个文件，文中说：“小月同志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英勇救火中被烧伤，实属英雄之举，定为因工负伤，为妥善处理，农场根据立功批准权限给予补办立三等功一次的手续。”似乎到此为止，事情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张梅玲、李晓军的烈士称号是黑龙江省政府授予的，而我的三等功是农场批准的，社会上根本不承认。烧伤后我曾先后六次住院，作双足植皮、面部植皮、疤痕切除，植眉等大小手术数次，离开农场后许多手术都是自费，不仅要独自承受烧伤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手术的身心痛苦，还要被扣工资奖金。
这就是我得到的。你说我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痛苦，得到的是经济损失，得到的是不理解和唾弃，得到的是孤身一人，没有家庭。一个女人被毁容了，还能怎样呢？多少次我都是自己去住院去看病。我现在还有一些自己花钱看伤的票据。没人给你报。人家说了：“你这不算公费医疗，你这叫美容整形。”我总不明白，我是给共产党干的吗？不是给国民党干的吧？不是给资本家干的吧？我怎么就讨不到一个说法呢？现在好像所有的不是都在我身上，人们都在指责我不对，因为我不是为这个单位付出的，那我又是为了谁呢？以至每次住院也好，做手术也好，只有我一个人，手术签字自己签，也没人看护。哪一个单位的公伤，都会派人照顾的。我没有啊，我就这么一个人扛着，甚至整形医院给我做手术的大夫都说：“你是公伤怎么自费呀？这么多年，你是我见到的头一个。”当时在手术台上，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不是因为伤痛，我什么都能抗，但是这种心理的伤害，真的难以承受。
为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万般无奈，我只好与农场联系，希望能得到使社会认可的结果。他们说：“你看，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农场的能量有限，我们实在力所不及。”他说这个，我也相信，但是我怎么办呢？我都５０多岁了，人生不过两件事，一个是家一个是业，我是既没有家也没有业。什么我都没有，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记得佛经中有句格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是说佛为普度众生要承受世间的一切苦难，或许我就是该下地狱的人。
我怎么就不明白？我就跟堂吉诃德一样，到处是敌人，可我拿着矛刺向谁？找谁去呀？我找谁，谁都可以三言五语把我搪塞回来。晓军的爸爸就是写的信，可人家是死了人的好说话，可我还活着，还得自己给自己说，说重了也不是，说轻了也不是。说重了，好像你这个人把名利呀、荣誉呀看得太过了。回到单位，把那些资料装在档案里了，单位领导不能不承认这件事，但承认没有任何用，从来没有给过什么关照。在单位，人家看你这个样总是不顺眼。但是这种事谁也不会说，包括出差、进修任何机会都没有。上学的时候我是班里的佼佼者，后来对工农兵大学生进行补核考试，我在单位里每次考试都是头几名，就是这样，任何机会不给我。惟一有一次让我讲课，讲课的效果挺好，觉得讲的真不错，可没有用。每年单位都有外语进修的名额，为了表示公正，都先在内部进行考试。有一年我报了名，单位居然就没组织考试。管教学的同志对我说：“我看你就算了，以后任何学习的事儿你也不要报名了。你知道这次为什么不组织外语考试？就因为你报名了，无论是科里还是单位都不会让你去的。”我真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这个人挺要强的，工作上也很努力，烧伤后我知道自己只剩下勤奋和才智了，可无论我怎样努力，都得不到与他人一样的平等，我从来就没奢望过组织对我有所关照，但连起码的平等都没有。我也知道现在人们可以说，隶属你的成就你没有，你参加过什么学术会议？不是我不参加，是不让我参加。有人说，我的样子有损于单位的形象。当然有人也会这么说，你不要抱怨社会，你没有能耐，你有能耐怎么会落到这样地步？我给你打个比喻，假设我是个外科大夫，我再有能耐，这一辈子没做过一个手术，能耐在哪儿呢？不是我不做，是不给我机会，剥夺了我的权利。
每逢兵团战友聚会，大家常常关心地问起我工作的情况。我常常自嘲地说：“时代的巨轮上我晕船了，失去了当年的壮志和勇敢。”９７年我回插队的农场。离开已经二十多年了，可走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你是小月吧？”让我感动的是个司机，他回头一看说：“我知道你。”我说不可能，因为我觉得他非常年轻，也就是三十岁的样子。我说：“你今年有多大？救火那年你多大？”他说：“我一岁。”我说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他说是从农场的有关记载读到的，也是听父母讲的。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当时才一岁的孩子还能记得这件事。
那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想去饶河农场，我跟他一起去的。接待的人一看我这脸，就说：“我认识你。２０多年以前，你来过我们这儿。”那么多年了，人家还记得我，还很尊敬地“大姐”“大姐”地叫我。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触，觉得自己的付出也值。有人说我傻，我觉得我不傻。多少老百姓，真好啊。
两个难友的墓都去看了，已经倒塌了。尤其晓军的那个墓，连墓碑都没有了，完全是一掊黄土，有好多蒿草。梅玲的墓碑还在，名字还在上面。我觉得这都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巧合，但是对照非常鲜明。你看晓军，历史对她那么不公正，难道还有谁去把她的碑推倒？肯定没有，但奇怪的是她的碑没有了。梅玲身后被追认了那么多的荣誉，没有谁去刻意维护她的墓碑，可墓碑现在还在。奇怪啊，落魄的人永远受着不公的待遇。梅玲、晓军死的时候，你知道抚恤金给了多少？合起来也就几百块钱，两个鲜活的生命就没有了。
我工作后先后换过几个单位，每到一个单位好多人都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有几次党员开会，人家特地来通知我，说在哪儿哪儿开会。我问：“开什么会呀？”人家说：“党员开会没通知你？”我就笑了，说：“我不是党员，但是你通知我我很高兴，最起码我明白，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个党员，有这点我就知足了。”
八、我想有个家，一个不太大的地方
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个家。“我想同情小月，但让我为她做牺牲，我办不到。”虽然那眉纹的挺“楞”，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眉毛。独身好像对社会付了债。
烧伤时我很年轻，不曾想到今后会带来什么影响，现在细想起来，当年营长担心一个姑娘毁容后怎么办不无道理。随着年龄一年年增长，朋友、亲人也很担心，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个家。在兵团时，我的一个男同学就对别人说过：“我很同情小月，但让我为她做牺牲，我办不到。”那弦外之声我明白。我从不希望谁为我做牺牲，也不想成为他人的牺牲品，只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家，彼此之间是平等的，然而多少年过去了，终无结果。
“文革”后整形医院还没恢复，首都医院有个整形门诊，我流着泪恳求大夫，只想恢复原来的样子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医生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面部神经多，血管丰富，治疗起来非常痛苦，为防止手术失败，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点来，所以手术需要多次。以后我又在整形医院做植眉术，未能成功。一个人没有眉毛看起来很别扭。在刚开始有文眉术时，我就文了眉，虽然那眉文得挺“楞”，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眉毛。那次文眉用去我两个月的收入。
“文革”彻底改变了我这个阳光女孩的命运，付出的比常太大，却享受不到常人的生活。独身好像对社会欠了债，人们觉得你没有家庭之累，每逢单位义务劳动或者加班都是首选，生活遇到困难却无人分担。甚至独身也成了不分房的理由，许多工龄短、职称低的小青年只要一结婚就可分到房子，但我如何申请就是不行。快五十岁了仍与七十多岁的父亲、继母挤住一处，我常担心到年老时无安身立命之所。世纪末，在福利分房即将结束时，我终于分到了一套远郊的房子，虽然每天路上至少要花费三个钟头，其中还有一段路不通车，许多人嫌远不去住，但我倍加珍惜，这是我年近半百才有的“窝”呀！
我与普通人一样渴望有个家，而烈火改变了我的一生。为追求理想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难道就没有追求生活的勇气？我参加过电视征婚，虽然一开始我就明白很可能没有结果，但追求生活的幸福就像攀登山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峰顶，但每前进一步都比原来站得高。只要自己努力过，当生命结束时心里也不会留有遗憾。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或许我注定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在充满荆棘的荒原上踽踽独行。
当年我是出于一种奉献精神，从未想过回报，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其他人一样为社会尽力，然而随年龄的增长，因负伤及屡次手术带来的身心伤害渐渐显现出来。９４年一次我乘地铁时，突然觉得一瞬间好像呼吸停止了，胸部像有什么东西被勒住了，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双手像纸一样白，喷射性的呕吐，溅在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上，我的意识还没丧失，感觉稍好一点了，我扶着东西一步步地蹭回家，躺了两天，不见起色，心跳得像敲鼓。一做心电图，大夫责备说：“一看就不是一天了，你怎么才来呀！”其实我早就有感觉，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病，也不知看什么科。曾有几次晕倒在外头，缓过来只能自己挪回家。有时严重些竟没能力去医院，很长时间脸像白血病人一样毫无血色，大约有两三年不能正常上班。一波未平又起一波，９０年代中期，突然老是腰痛，我以为年龄大，关节不好使了，就咬牙使劲活动腰，蹲在地上擦地，又去爬山，结果越弄越糟糕。最后去医院看病简直就没法走，跟残废了似的，腿肿的厉害。大夫还没做检查就说：“你是腰锥间盘突出，要卧床。”我说：“不可能啊，你没做检查怎么能知道？”“你回去卧床，半个月以后来看，要是不好再照片子。”就是那样，我一天没休，拖着半个身子，跟那偏瘫似的来上班。一做ＣＴ，果不其然，就是腰锥间盘突出。医生拿着片子感到很惊奇，问：“是你的吗？”“我不可能拿着别人的片子来看病。”他又问：“你是怎么来的？”我说：“走来的，我独身，但凡家里有人，我也走不来。”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腰锥间盘突出，别人还不相信：“你不严重，你看你能走，我这儿就不能动。”我说：“我有什么病？只要能站起来没摔倒，就是挺好。”
腰还没好，又查出子宫肌瘤。妇科主任用手一摸就说：“耽误了，马上住院。”做Ｂ超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大夫惊讶地喊起来：“快看，她的瘤子怎么这么大呀！”也许是我经常出入医院，也无数次地经历生死的场面，使我对生命有与常人不同的体验，我平静得似乎他是在说别人，没有一丝恐惧感。大手术前我坚持自己签字，告诉主任我是单身。大夫说：“看了手术通知单，你就不敢上手术台了。”我说：“您小看我了，我已经多次为自己签通知单了。”手术后，我心里沉甸甸的，还没品尝过婚姻的美好，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就被剥夺了作母亲的权利。我非常喜欢孩子，见到小孩就想去抱，因为烧伤也常遇到难堪。只能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弟弟有了孩子，我喜欢得恨不能天天抱在怀里亲个不够。小侄女一生下来就长在这个家里，从不会觉得我有什么异常。我一直怀着做母亲的梦，现在连梦也破灭了。
当我还没从心灵的打击和疾病的折磨中恢复过来，科里就因我身体不好把我上交了。正当我被突然的打击搞懵了时，一个知青来我们单位办事。他向同事打听：“你们单位有个叫小月的吧？那是我们的英雄啊！请代我向她问好！”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一丝安慰，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问好的人是谁。
２００１年底，我又因病毒感染急诊住院。出院后，一天病假没敢歇。出院不到一个星期，头重脚轻把脚崴了肿得老高，鞋、袜子都穿不进去，只好“打的”上班。那时候买不了菜，吃饭也很困难。因为交通不便，我们那里有一种农民开的“摩的”，我让他在菜摊给我停一下。我就在车上问那卖菜的：“白菜多少钱一斤？你找两棵大个的给我扔上来。”他们扔上来两棵菜，我就不用下车了。就这两棵白菜，我吃了一个多月。我这个人，只要站起来没摔倒就是胜利。
知青是背负沉重十字架的一代，永远在替父辈、自己甚至是后代偿还债务，身上有一股抹不去的悲剧色彩。该长身体时自然灾害，该懂事时搞“文革”，该学知识时去插队，该成家时晚婚，人到中年又下岗。共和国整个遍体鳞伤的烙印都在我们身上清晰地烙着、印着。
每逢住院、手术，北大荒友晓晖都来关照。她不无担心地对我说：“真怕有一天，你死在屋里没人知道。”其实她的担心并不是我所忧虑的。我知道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已没什么可以奉献的了，也知道生命离开自己时会很凄凉，但我还是决定捐献遗体把这作为对社会最后的回报，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朋友们说：“你别太悲观了，你走时我们都会去送你的。”我淡淡一笑：“我走了，谁来通知你们呀？”其实我并不悲观而是客观，只是敢于正视现实罢了，希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只对朋友说：“在我走的时候，劳你打个电话，这是最后一次麻烦你了。”我已为自己选好生命最后的停靠站。
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共有的名字：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知识青年，从任何方面而言，我们都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惟一支撑我们的是坚强的意志和艰苦岁月的磨炼。从炼狱中走出的我们，已不再怕炼狱的烈火。虽然我已开始步入老年，仍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独行。我习惯陌生人的指指点点，接受路人好奇或怜悯的目光，敢于坦然地回视对方。我知道命运不会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当年熊熊燃起的革命烈火轻易地烧掉了人生最宝贵的信念，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现在的青年怎样生活。可当年我们是怎样地热情、真诚和执著，而这正是今天的人们所极为缺少的。
没人去追寻历史的责任，忘不了这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同赴火海的知青。纵然我们对历史有过怨言，也在挫折里将一切看淡，然而内心深处还是忘不了那生与死、血与火和那片黑土地。我喜欢一首叫《小草》的歌，它唱出了卑微中的顽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株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