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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生
女性婚姻
作者：小熊
采访人：刘小萌
采访时间：2002年2月24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
有一年，公社抓赌，他和几个人抓了个正着，就在那儿挂着牌子挨斗。没有灯怎么办？就弄个大棉花球点着。然后把他弄到公社办学习班，整整劳动一个月，也没工分，白给人家干，到时候还得拿钱赎他去。我春天买了一个小猪，好不容易喂到秋天，原想年底卖个好价钱，没办法，和闺女一块儿赶到集上把猪卖了。我闺女那会儿才几岁呀。刚小这一个月不挣工分，还得给公社罚款30块钱，另外还有一部分赌债要还，等于这猪白喂了。卖了90多块钱，交了罚款，替他还了40多块钱的赌债，剩下点钱给闺女买了一件小褂子穿，这一年的辛苦就全没了。如果没有这一当子事，那日子不是挺好？到过年一杀猪，吃肉也好，卖钱也好，不是挺好的事？全没啦。
要说刚小这人挺能干，出门总闲不住，稍带着捡粪，一堆一堆的。他积的粪，交给队里，就够我一年的口粮钱。挺好的日子，他要是不赌。我们有双份的自留地，他那个地上的肥特多，庄稼绿油油的。后来我们的户口从村里调出来后，有人看着那地收成好，争着抢着要了，种了两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肥没跟上。好庄稼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不是自己长出来的。
结婚后，知青们对我挺好的。以后几年，她们每走一个，就给我留点东西，衣服什么的。知青的粮食富裕，最后把小组余剩的几百斤粮食都留给我了。有一年收成不好，我连购返销粮的钱都没有，实在没办法了，就跟刘菲借了40块钱。当时的40块钱就等于是救命的钱了，我们家已经断粮了。
我本不应该是那种生活状况，就是因为刚小好赌。多年以后，见到同组的焦淑英，她提起有一次公社给知青发下来困难补助，她没有要，都给我了。我说：“不知道啊，没见着。”原来刚小拿到钱后也没告诉我。她们对刚小的印象特别好，我生活的这些苦处没法儿跟她们诉，她们好像还觉的是我在那儿吵吵闹闹，是病给闹的。实际上我是一个塌实过日子的人，虽然有病，可很有理智。后来有一个同学回北京，到我妈那儿串门，一看见我写的信，就说：“张铃没病呀。”这些同学特好，每年都到我家看我妈，不管她们对我怎么看法，一直都关心我。
有时候，我去知青小组，她们就留我吃饭。吃饭回来，刚小就嘲笑我嘴谗。我很要强，以后就再也不去知青小组吃饭了。我怕他对知青产生戒心，也不让他对我有一点分心，我特别注意这点。我简直做到就像过去的那种旧媳妇一样，在家里对公婆、对丈夫、对子女呀尽心尽力。你要维持这个家，就必须这么做。
知青找了当地的农民，绝对是有差异。如果刚小不耍钱，其他的事我都能处理好，换了别人不知道能不能？刘菲是名人之后，她爷爷刘半农，坟墓就在香山顶上，二爷刘天华，也埋在香山最高处。二胡的十大名曲不就是刘天华创作的吗？我看过刘天华的一本传记，说他最初娶的媳妇是农村的，后来要去法国留学了，人家猜他会变心啊。他就请朋友参加生日聚会，大家问给谁过生日，他留了一个空位子给媳妇，原来是她的生日。他用这个行动表示对媳妇的一片忠诚。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
婚姻问题我反复想过，跟农民结婚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东西，他没看到过，通过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改变吧。从大的方面说，农村更不会因为你找了农村的青年有什么改变。“文革”以后，农民比以前富裕，是因为制度上的改革，完全是另一回事。
第三，进了铁路的“大集体”
一同报到的有12个北京女知青，差不多都在在农村结婚多年的。我想了个辙，要求办离婚手续。在厂子里，我们几个知青是“后娘生的”。有一个提议给国务院写信，我说：“你要敢发，我就敢写。”
我在农村一直生活到79年，上边终于发话，要给我们这些在农村扎根多年的老知青安排工作。以前，我想都不敢这事，因为在农村结了婚，还有了二个孩子，老大是70年出生的，老二是72年冬天出生的，除了带孩子，还要喂猪、做饭、伺候公婆、男人，天天如此，和其他农妇没有两样。这次忽然说要给安排工作，还说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走以后国家就不管分配了。这就像天上掉下了馅饼，意外之喜，说什么也不能错过。那时我的身体也是不太好，还是借了一辆自行车，跑了老远的路，去领指标、填表。
上边拨给知青的就业指标都在在呼和浩特市，一个是轻化，一个是二轻，还有一个是什么三产，几个国营单位条件都不错。可是，虽然填了那个表，临走却换了地方。管事的说，你们几个成了家的，人家没法安排住处。也可能是我们的招工指标被别人顶替了，反正是没有要。因为上边有政策，对仍留在农村的知青必须安排工作，正好赶上铁路上想给本系统无业职工子女办一个“大集体” 厂子，需要通过查素齐劳动局批准，劳动局就提出：“只要你们接受这部分知青，我就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的，反正最后把我们都鼓捣进了呼和浩特铁路局吉宁铁路段的“大集体”单位。按说不应该是这个结果，因为国家给我们的是正式指标，怎么就成了“大集体”呢？我们真够傻的，一听说铁路单位还倍儿高兴，这下回家可方便了。80年5月我到厂子报的到。一同报到的有12个北京女知青，差不多都是在在农村结婚多年的。
一直到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我在这个“大集体”整整干了8年。“大集体”的待遇跟国营单位绝对不一样，白手起家，自负盈亏，头三个月都开不了支，生产、管理没有一点“王法”，整个一个“土”政策。有个女知青叫孙保华，干了一月，说她有病，又把她送回农村了。后来我回去看她，一点点启发她说：“你还记得咱们拿铁锹在铁路上干活扔石头吗？”她说：“怎么不记得啊。”接着又问：“你们开支了吗？”她还记着白干了一段儿活没开支的事呢。时间长了，还不发工资，我们就开始闹腾，闹腾来闹腾去答应先借给每人10块钱，后来才慢慢的开了支。钱也不多，得把一段儿活儿干完交了工，人家才给你工钱。
说是进了厂子，连个稳定的住处都没有，上哪儿施工就住哪儿，临时搭个帐篷。任务主要是维修铁路，也就是筛石头，清筛，把土筛出来再把石头搁回去。铺设新铁路的活也干过，从抬土、抬石头到铺钢轨，那钢轨多沉呀，好多人抬一根，还有那洋灰枕，女的跟男的、个高的跟个低的，大家一个样，多沉呀。我的腰就是那会儿压坏的。我们一个个的腰都是这样，腰椎受强压，关节受损。内蒙的冬天可冷呢，没钱买棉鞋，都张着嘴了，拿铁丝拿绳凑合勒一勒，脚指头冻的一直麻着，摸着没感觉，跟“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白毛风天遭的罪没什么两样。
那时候工资拖了好几个月，家里也没钱。我从村里出来时，家里还欠着人家200块钱的帐，都是让刚小赌钱赌的。后来我就说，这怎么干活呀，脚都冻坏了，硬跟刚小要了5块钱。我记得特清楚，有了这点钱也舍不得买东西，鞋带都舍不得买，绑根绳。留着几个钢蹦子，凑够了，买张邮票，给北京发封信。
就这样，在线路上干了两年，定期回家去看看，总算有了点工资，比在农村好过些。在农村一直就没钱，年终分红，也就10块8块的。但是，流动作业的苦没少受，尤其冬天太难熬。后来成立皮件厂，把我们安置到那儿，工作条件有了改善，但房子不够住，一些人继续住帐篷。我就赶上住帐篷了，里面四面透风，冻得够戗。
我的户口从农村出来后落在呼市吉宁段，属大集体户口。人家不是说孩子随母亲吗？但孩子的户口没上来，派出所不给办，说哺乳时期随母亲，年龄一大就不符合转户口的条件。80、81两年，我在线路上跑，还顾不上孩子户口的事，当时孩子就跟我住帐篷，都上学了。82年以后开始安定下来，就想着法把孩子户口从农村弄出来。我想了个辙，要求办离婚手续。这在当地早有先例，有的是真离婚，有的是假离婚。离婚证的条件是：所有财产归男方，孩子归女
方。就这么写的。我就要那两孩子。孩子归我了，当然得给他们上户口。
看别人办的挺容易，到我这可难了。公社管事的是刚小的亲戚，他不给办，说刚小有赌的毛病，离了婚只有打光棍。我跟他说这是假离婚，为的是给孩子上户口。他还是不听。后来我找了一桶奶子，托村民政给他写了一封信，讲明原由，总算给办了。厂子里我们一共8个知青，我是最后一个办成的。孩子的户口给上了，粮食关系又不给上，又费了好多周折，求人送礼，才办成粮食关系。当时粮食关系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户口，只好把孩子户口也上到集体户口上。
办完孩子户口，接下来该考虑刚小的问题。我带孩子出来之后，刚小也不愿在村里呆着了，出来找事干。过了一段时间，有些正式工开始在铁路旁边盖小房，路边有的是空地，没人管。我们也顺势盖了一间小房。有住处了，这才又想着给刚小弄户口。有好多国营厂子，对知青照顾特好，想方设法给他们的农村配偶安排工作，至少是个临时工。我们那儿可没这好事，几个知青都“是后娘生的”。厂子对他们自己的子女很照顾，但这帮子知青是没办法带进来的，就事事卡你。我们曾要求跟男人对换，我们留在家里，让男的出来干活，上面就是不同意。
当时酱油厂的女知青也在跑给男方上户口的事，有一个提议给国务院写信。我说：“你要敢发，我就敢写。”我觉得书面材料比较起作用，能把道理讲清楚，容易打动人。信是这样写的：上山下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干部子女走的不少，可谁设身处地想想我们这些百姓子女的处境呢？我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找了个农村青年，本来已经够苦的了，难道还让我们当现代的陈世美，把他们抛弃不成？我们并没有这种想法，我们都是很有良心的，但长期两地分居的困难不应该尽快解决吗？我大笔一挥，写了十几页，都是积蓄心中想倾诉的话。工区里的知青们读着信就哭了，管不管用，发了再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大的事，因为是发给国务院的。底下是我们几个人的签名。
我们原来也考虑过去静坐、去卧轨，想来想去，觉得这样做不妥，才决定一起给国务院写信。后来回到北京，我为住房的事还给北京市委写过信。其实给上面的信都能寄到，就看他理睬不理睬你。我想书面文字是比较有分量的，能把意思说清楚，如果四处瞎跑，上面觉得你是在闹事，问题解决起来可能更难。
给国务院的信发出没多久，上边就批准给农村配偶上户口。究竟写的信起没起作用，咱们也不知道。
我是在82年办的假离婚，后来给刚小上了户口也没再办复婚。当初开那个离婚证只是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在户口本上我们还是两口子。把刚小户口从农村转出来，主要是让他心里踏实，没有多大的实际好处。我当时还留了个心眼，说咱们不如两边干，这边挣着钱，那边自留地留着，多好的事啊！我的脑瓜还是比较灵活的。他不行啊，看见人家户口都转了，他也得上啊！其实他一上户口，自留地也没了。户口是上了，工作不给解决呀，都是自己干，后来就想着做点小买卖，收鸡蛋卖鸡蛋，在厂子边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84年以后，我们生活基本上比较平稳了，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刚小买卖做的红火一时，杀羊卖肉，谁也卖不过他。买肉馅的顾客来了，他白给你铰，别人的羊肉半天卖不出去，他的羊肉一会儿就出去了。他做买卖在行，人也好，又能干。85年正好铁路沿线改造，在我们搭小棚的地方盖起两幢楼房，我们作为拆迁户第一次住进了楼房。现在那儿还有我们两居室呢。如果当初你没在那盖房，拆迁也没你的戏。我们自己有了房子，户口才迁到了一块儿。
四，办假接收回北京
因为假接收，丢了工作。终于有了第一个存折，3000块钱。其实我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刚小对我的一番苦心根本就是无所谓，瞎掰。帮他叔伯兄弟找了个媳妇，是个“放鹰”的。刚小受不了这刺激，又落入赌博的深渊。
88年我把自己和孩子的户口办回北京，主要是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刚小的户口不好办，就先那么拖着。那会儿两孩子都大了，如果初二插班的话，学校还能收，到了初三就不收了。
为了转户口必须先有接收单位，没有接收单位只好办假接收，如果没有接收单位他不给你落户口。我开了证明，费了好长时间，找了一个假接收单位，总算把户口落下了。接着赶快安排孩子上学。儿子从没离开过我，原来担心他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没想到他上学还混的不错，学校挺重视他，升旗还让他去，这孩子特老实，很快入了个团，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就塌实了。
女儿转到女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老师都特好，过去教过我的老师挺帮忙，本来插班是要交钱的，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大家出于同情心，就把孩子给收下了。
我妈的生活一直不好，如果不是她做监护人，孩子也回不来啊，孩子们在北京上学，对她是新的负担。我就给刚小去信，要他给我妈买个彩电。我结婚的时候连彩礼都没要，得让我妈高兴高兴啊。那时刚小买卖做得好，心情舒畅，没有赌钱，就给寄来2000块。那阵子，我经常给他写信，说你要是再赌博的话，我就不回去了。可把他吓着了，真经了心了，一段时间里戒了赌，才能攒些钱。
把子女安顿好以后，就决定回内蒙。我是90年过完年回去的，在北京一呆2年多。我在北京办的是假接收，自己和儿女的户口虽然办回来了，我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临回北京，我曾跟单位要求，能不能给报销一次路费。在厂子里干了8年，还没给报销过路费呢，知青回家探亲，都是自费。知青们说：“上班的4年有一回探亲假，咱们这算什么？！”厂子还真把我的路费给报销了。
回去后我就是养病，躺了一年，身体弱，一直怕风。好在刚小很能干，他做买卖，我在家里料理，帮他剔个羊肉。他弄来鸡蛋，我帮着卖。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专心对付他。那几年，是我生活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到92年我们就没有欠帐了，还断断续续攒了些钱。我从来没见过存折，那时有了第一个存折，3000块钱，挺高兴，他也没去赌。
92年我给春节晚会写了一封信。晚会上常有宣传戒赌的节目，因为我找的男人是农村的，又深受赌博之害，在信里就把我们的情况介绍了介绍。那一年，还真播了一个四川皮影戏，演得活灵活现的。戏里的男主人好赌，老婆惩罚他，让他顶灯，从板凳地下钻来钻去……。我想肯定是收到我的信了，给演了这么一段。当时还播了一首戒赌的歌，好像是什么“年年岁岁真情在”，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刚小是不是跟我的心情一样呢？我还给他上电台点播。我的意思是，不管费多大力，只要他戒了赌，以后就能有一个安定日子。其实我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刚小对我的一番苦心根本就是无所谓，瞎掰。
93年的买卖不太好做，买东西的人少了。买卖总是开始时好做，越做下去越赚不上多少钱了，刚小的干劲也就差了。我说：实在不好做，咱们门前摆个车摊，这岁数也大了，你想下去收鸡蛋，就跑一回，不愿意跑，就在这儿修个车，你有力气，这也能干啊，还能跟大伙接触。我给他想了这么一个碴儿，他不干。
一次，有人来买鸡蛋，我一看，哪儿还有鸡蛋？他根本就没收回来，两个篓子都空着，车也在那儿，就是人没了。哎呀，我的心里“咯噔”一惊，就知道不对碴。对他好赌这点，我特别敏感。一个是买卖不太好做，就有点儿放松。再一个，我们当时帮他叔伯兄弟找了个媳妇，这叔伯兄弟的父母都死了，是我给张罗的这事，办的挺好的，还给他出了1000块钱。谁知这媳妇呆了10天就跑了，人家说是“放鹰”的。刚小受不了这个刺激。人在强刺激下，意志又没了，就像吸毒的复吸，刚小又落入赌博的深渊。从此，买卖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95年我正在北京看病，他来北京看看，临走时将历年积攒和子女挣的一万多元钱都拿走了，说是要“做大买卖”。那年头，一万元可不是个小数，“万元户”还是个很值得羡慕的称号呢？可没过多久，就传来噩耗，说刚小脑溢血突然病逝了。他回去后，据说买卖进行得不顺利，心情自然不好，加上经常酗酒，身体里潜在的病状一下子爆发了。刚小的丧事是在村子里办的，儿女怕加重我的病，没让我回去，他们回去办的丧事。说实在的，刚小应该算是个不错的男人，一表人才，能干，勤快，心眼灵，待朋友真诚，如果不是陷入赌博泥潭难以自拔的话，恐怕不会是这么一种结局。
要说刚小父母，对我一直特别好。出来后，我跟村儿里没断了联系，88年回访过一次，98年又回去一次，是在刚小去世三年之后回去的。村儿里还是没有太大变化，有些新房子了。从68年到79年，我在村里生活了11年，以后到了呼市，还断不了常回村儿里看看。最后那次我回去，往各家串门，正站在院子里说话，老书记他们在外边一听就说：“张铃回来了！”一听见声音就知道是谁，隔了那么多年，还能听出我的声音来，就熟悉到这种程度！
第五，迟到的婚纱
“如今张玲户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眼看希望破灭，忽然想起梁晓声小说里有一位知青私拆档案，抽出里面黑材料的情节。我说：“哎呀，住窑洞来了。”给我举办的特殊婚礼上，有了三个“第一次”。
刚小一死，我完全没了经济来源，再加上没有一个稳定的住处，这段日子对我真是“雪上加霜”。原来我爸有一个院子，刚解放就上交了，剩下三间北房也被人给占了。后来又落实回来，两间由我哥哥住着，剩下那间算是我们的，可是又被我妈单位换走了。等于我们住着公房，原来那间私房也要不回来，这中间的关系特别乱。那间公房到底有多大？说起来吓你一跳，也就是8平米的一间小耳房。我妈已经70多岁，我只能挤在她的单人床上一起睡。我妈本来身体不好，再加上不得休息，身体状况就更差了。我看总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就只身到小汤山疗养院照顾一个癌症病人，临时找个寄身的去处。以后，病人去世，小汤山不能再留住，我又去给亲戚带孩子，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我的这些困难，被我以前女一中的校友田小野知道了，“文革”中她也是在土旗插队。98年初我们集体返乡途中，她带着深切的同情倾听了我这些年的坎坷经历，在当年5月22日《中国妇女报》发表的长篇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中，专门写了我的遭遇，文中写到：“如今张玲户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报道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引起许多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的关注。一位素昧平生的老知青赵昌明几经周折找到我，对我的处境表示关切。
不久，昌明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也是老三届，同病相怜，很容易就坐到一起，但是没有谈成，据说是嫌我身体不好，后来昌明才告诉我实情，对方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前面说到，我在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时不得不辞掉了工作，从此失业。我这人不懂政策，但总有个疑问：国家让我们户口回北京，本意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困难，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制造新的难题呢？许多转回户口的老知青，也遇到与我类似的困难。昌明在告诉对方嫌我没工作时曾问我：“你为什么不办养老保险？”按政策：外地职工退休回北京，只要续交一部分养老保险金，到50岁时就能逐年领取养老金。这个政策，我过去竟不知道。
为了申请补办养老保险，我简直跑断了腿，先后找过人才流动中心、劳动局，所有接待的人都很原则地告诉我，申请不合规定，因为档案里放着我的辞职报告，属于主动辞职。不管我怎么解释，说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原单位写好后放在里面的，都无济于事。我这人过去比较爱看小说，眼看希望破灭，忽然想起梁晓声小说里有一位知青私拆档案，抽出里面黑材料的情节，精神为之一振，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不如冒险一试。于是找个理由从街道提出档案，档案当然是密封的，设法把档案袋的一边弄湿后揭开，取出辞职信，再重新封好。后来，我把档案交到人才流动中心，居然没被发现。
好事多磨，接下来的难题是一次性缴纳9000多元，以便续上中断了10年的工龄，这时的我囊中羞涩，哪能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老同学闻讯，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中学同学蒋金锐借给我2000元，没有利息，也没有还款期限；插队好友刘菲也雪里送炭，送来了6000元，同样没有利息。刘菲是工薪阶层，又是单亲家庭，需要供养儿子上大学，自己并不富裕。正是由于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我终于在2000年办成了领取养老金的手续。当年在内蒙时，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二三百元，去年领的养老金是每月600多元，今年又长到了700多元。生活终于有了稳定来源，是我原先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回过头再提与吴春海结婚的事。春海60年生人，整整小我10岁。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脑筋不如常人，过去干过临时工，烧锅炉需要上岗技术证，春海干不了，只能做锅炉工的助手，推煤。这是力气活，春海最不惜的就是力气，但还是干不长。不是因为他自己捅了漏子，就是老实巴交的被人欺负。他父母生前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把自己10多米的住房指名留给了他。好在他弟弟春明很照顾他，春海得以衣食无忧。
与春海相识还是赵昌明的介绍人。昌明家与春海家是街坊，常到他弟弟春明开的小铺买东西，一来二去听说了春海的情况。有次到铺子里买烟，碰巧春海正在，见有顾客，还一个劲往里让。昌明见他人憨厚，生活又能自理，就起了给我介绍的意。说到这儿，我必须表达对昌明的感激之情。昌明与我素昧平生，得知我的坎坷经历后，几经周折才找到我，热心帮我介绍对象，还指点我补办养老保险。其实，他自己活得也很难，原来是校办工厂的业务员，后来下岗，找了个看自行车的差使。
昌明给我介绍春海，女儿不大满意，嫌他没有工作。我说既然提了，就去看看，这样就约了日子见面。春海家住什刹海前井胡同，我家住鼓楼大街豆腐池不远，离北海都不远，我们就上北海溜达。我一个人说呀说，春海只会一声接一声的“嗯”。就说这岁数，我说你是59年的，我比你大10岁呢。他说，那他们怎么说比我大9岁呀。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无所谓。”他特爱说“无所谓”。我问：“你会做饭啊？” 他说：“会做饭。”我说：“走，上你家瞧瞧去。”我这人就是，办事从来就不带拖拉的。他特高兴，就领我去了。
进了大门，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就是他的家。外间接出的厨房，完全遮挡了屋内的阳光，白天在里面也需要开灯。我说：“哎呀，住窑洞来了。”再一看床上铺的被褥，别提多么脏。那些天，我因为照顾家里病人特别累，进屋休息，没多会竟打起盹来了。一会儿功夫，春海就把饭做好了。蒸的米饭，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青椒肉丝，一个肉片豆角，饭菜可口。真没想到，春海还有这么一手，我对他的生活能力彻底放心了。心里说，这人不用别人怎么帮他，顶多收拾收拾屋子就行了。
和春海的事最初没跟儿子提起，只是说：“我给你们找了个做饭的吴叔叔”。当时儿子和儿媳刚来北京，孩子很小，儿媳不会做饭，吴叔叔天天过来给他们做饭，一来二去，很快熟了。儿子的心特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总是说这个人不错。春海天天过来给做饭、买菜、换煤气，家里这摊事他全包了，你想这一家人回来吃饭，挺重要的事。因为我弄这一摊事儿弄不了，身体不太好。后来儿媳妇学会做饭了，不用他帮了，而是做好以后说：“让吴叔叔过来吃饭吧。”他们对“吴叔叔”的印象就是朴实、勤快。过了子女这一关，我和春海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我和春海熟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春海很要强，很有股男人的劲，他不愿靠我工资生活，总想出去找工作。街道安排他到王府饭店当清洁工，挺干净的墙，本来应该用干布擦，他却拿湿布擦，越擦越黑。很快人家就把他辞了。回到家，他也不说原因，只是一个劲地说“热”“热”……后来我才弄明白，他身子胖，怕热，干活又不惜力，一热就赤膊上阵。你想，那种人来人往的闹市能脱膀子吗？
有一天，一个同学的爱人请吃饭，问我春海的“低补”办下来没有，我告诉他还没有。他说：“你那不是雪上加霜嘛。”意思是说我刚有了退休金，生活才有转机，又找了春海，春海没有经济来源呀。我心说了：“加霜就加霜，人要雪，我要霜吧。”我这人受过那么多苦，也能承受，跟心态有关系，一直心态特别好。我认为婚姻是没法后悔的，甭管多难还得继续走下去。
我和春海住到一起，也没办结婚登记。我觉得这不过是个手续，没多大实际意义，再说，交300多元办手续，也舍不得。另外，担心这样会影响春海申请最低补助。左思右想，还是一切从简吧。我们的事引起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知青的关心。田小野、张援等人希望给我举办一个特殊的婚礼，并在小野的知青网站上发了一个通知。反映之强烈出乎意料。
2001年1月7日，新世纪的第一个星期日。这天下起罕见的大雪，城里道路泥泞，交通阻塞，我真担心婚礼的冷落。毕竟，在答应要来的宾客中，几乎没有我们的亲属。没想到，那么多朋友冒雪赶来参加我们的“世纪婚礼”。回想过去大半辈子，的确是受了不少苦，但沉浸在欢快的婚礼进行曲和宾客的笑语中，我一时又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许多人的经历尽管比我还坎坷，但他们也曾受到过如此诚挚深厚的关爱么？婚礼上，我高兴地告诉来宾：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200多元的红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红，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参加我的婚礼，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这么热闹！
婚礼头二天，一位素不相识的女网友特意陪我到王府井大街四联理发馆烫的发，理发师傅问：“瞧你们的亲热劲，是不是姐妹呀？”我回答：“哪儿呀！我俩认识还不到一个钟头呢”。理发师傅听了莫名其妙。我在婚礼穿的那件大红“嫁妆”，也是这位女网友为我买的。
那天为我化妆的网友，是位女律师。听到婚礼消息，她立即给担任婚庆公司经理的弟弟打了电话，请他义务为我主持婚礼。他满口应承，不仅精心准备了全套婚礼道具，还提前约见我们，作好各项准备。婚礼结束后，他特意送给我一大束鲜花，要我带回家，还说那对红蜡烛至少可以点24小时不灭呢。我和他们姐弟原来没有交往，这份盛情可叫我怎么还呀？
我妈2000年7月份住公寓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呆着，春海那个活儿又指不上，正好有一个知青在那扫北海，说有一个人正好不干了，我就去了。才挣400多，每星期有一天休息，但是哪个人休息，别人也得替他扫地，弄垃圾箱。节假日比较累，干到10月份，天气比较凉了。干活一出汗，凉风一吹，就觉得难受。最后一天，扫垃圾都没人了，就我一个人了，我想倒垃圾，就提了不动了，只好拉着走，拉到垃圾车那儿，往上一扔，全撒了，那袋子都破了，哎呀，最后一点力气都使完了，收拾收拾又都给装进去。那会儿天黑的早，下班的时候都7点了，白塔的灯都亮了。更衣室还让人给锁上，我又去找人要钥匙。那天特惨。第二天是我休息，觉得起不来了，不行了，又挣扎着去辞工作。临时工有个好处，辞职最容易，但是你不干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
春海是坐不住的人，先是替摆报摊的送报纸，基本是义务性质，有时摊主高兴，多少给几个钱。他也替人卖过报，先是在西直门，后来改在地安门。春明不放心，几次到他卖报的地方偷偷看：“嘿，人家卖报一个劲吆喝，他倒好，像电线杆似的干戳着……”春海却乐呵呵地说：“吆喝不吆喝一个样，每天买我报的就那么几个人”。反正一个月下来，卖报也就挣几十块钱，可是他挺热心干这个。
现在，春海每天上个小闹钟，清晨4点准时起床，先四处溜达溜达，捡饮料瓶子，大早晨起来没人的时候电影院旁边净是瓶，一个劲儿捡呗。然后早、午二次给报摊的人送报。别看这是个简单不过的活，他的态度却特认真，每天哪种报取了多少份，在小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候还记拾废品卖了多少钱，还算呢，算不过来我帮他算。我说找个看车的什么事，他还不愿意干。我就说：“你觉得好就行，看车还得给人家操心，就甭管钱多钱少，自己高兴就行。”对他的要求不能太强制了。
他每月卖瓶子的钱也就是几十元，不过挣个烟钱，这使他很满足，就好像他是这一家的主人。就这样，我说也行了。他爱玩游戏机，开始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坐在这儿，就按那个。后来那个坏了，我姐姐家原来买了一个学习机，没人用了，我把那个搬来了。现在他又玩电视里的游戏机，玩的好着呢！现在经济上比过去好多了，精神状况也不一样，还是那句老话：“知足者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