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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婚姻
作者：小熊
我的婚姻观与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致的，并被我推向了理想化的极端。
此生无憾
庄月
我的父母都是音乐家，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们家是一个令人羡慕甚至令人“嫉妒”的家庭。我有着世上最好的父亲、母亲、姐姐、妹妹。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抗日战争的烽火，将他卷入了民族救亡的洪流，从此走上了艺术的道路。他十四岁参加孩子剧团，步行从武汉经湖南、云南、入四川到了重庆。他们沿途演出，宣传抗战，并在当时的一些大艺术家的指导下学习各种艺术知识。后来孩子剧团解散，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设在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学院，专修理论作曲。我的母亲也是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外祖父一家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母亲从小酷爱音乐，抗战期间，自己只身从湖南到桂林教书，后考入国立音乐院，学习声乐。他们同在中华民族的危难之机进入高等学府，他们怀着一腔正义的激情参与组织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为了躲避当局的迫害逃到香港，解放前夕携带不满周岁的姐姐返回大陆。
解放后，父亲和母亲一同进入中央乐团工作。父亲被选送到苏联学习，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攻读指挥专业的研究生。那时，母亲还不到三十岁，便独自担当起了家庭的全部负担，既要工作，还要照顾我和姐姐两个年幼的孩子。因为母亲经常要到外地甚至出国去演出，这样，我和姐姐进了全托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幼儿园里虽然有很严厉的老师，但也有深爱我的人－－把我从小带大的阿姨，就在我们幼儿园工作，她是我们幼儿园全体小朋友都“第一喜欢”的阿姨。当母亲不在北京时，我就跟着阿姨回家，和她家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在院子里、胡同里玩耍。
母亲在时，每到周末，先到东直门外的文化部幼儿园接我，然后再领我去先农坛附近的育才小学接姐姐。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快乐的周日。清晨，我们早早就起来，妈妈收拾屋子，我和姐姐一起到附近的小饭铺去买豆浆和油饼。几乎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出去玩。吃完早饭，我们穿上爸爸从苏联带来的羊毛长袜和妈妈亲手缝制的漂亮呢裙，带上午餐去公园：颐和园、天坛，或者动物园、北海。晚上回家，是妈妈头天就准备好的香喷喷的饭菜，肯定会有我们最爱吃的红烧肉。吃完了晚饭，妈妈依旧要送我和姐姐回幼儿园和学校。我真不想去，我喜欢我们和妈妈住的那间筒子楼里朝西的小屋，喜欢听妈妈用平稳悦耳的语调给我讲“金斧子银斧子”的故事。
这期间，爸爸有时也回国来。记得有一个星期六，幼儿园的老师让我提前吃晚饭，说要到前门火车站去接爸爸。老师给我换上漂亮的花裙子，并用大人的卷发卡把我原来就自然卷曲的头发梳理好。怎样来到火车站的细节我都不记得了，听妈妈说，那次火车晚点，等了好长时间。可我只记得火车进站时的情景：绿色的列车缓缓开进站，我盯着每个车窗，寻找我根本就不认识的爸爸（因为父亲走时我只有两岁）。随着火车上一声兴奋热烈的喊声“援援”（我的小名），我看见了爸爸从车窗里探出的身子。我大声喊着“爸－爸－”，甩开妈妈的手，跟着火追着、跑着、欢笑着，爸爸一下车，就把我高高地举了起来……。爸爸也常回忆起这段往事，但总和我记忆得有出入，他说，那天他刚下火车，就看见站在妈妈身边的一个小姑娘向他扑了过来，他知道这是他的女儿，但分不清是哪一个，就抱起这个小姑娘问：“你是谁呀？”这个小姑娘亲亲地叫了一声“爸爸”，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的小女儿，因为姐姐是比较矜持的。爸爸极爱我们这些女儿。一个阿姨告诉我们，解放初期和父亲一起在广西土改时，父亲提起的最多的就是女儿，和别人争论时都要说：“我拿我的两个小女儿保证……”。
金色的童年，我此生丰厚的财富，她使我对这个世界的最初印象充满了爱恋之情。
家庭给我的爱，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与音乐相连的，我是在《黄河大合唱》和贝多芬《第九交合唱响乐》“欢乐颂”的乐声中长大的，我常去听爸爸妈妈演出，我也非常喜欢唱歌。五岁时，乐团的一个阿姨为我们这些孩子开办了一个音乐班，教我们学认五线谱和唱歌。我们学得开心，唱得高兴，记得到最后，我们排练了瞿希贤的多声部童声合唱《儿童团放哨歌》，我们在阿姨的指挥下，高声唱着：“小公鸡，小公鸡，站在红旗下面喔喔啼……”
生在这样的音乐之家，父母自然会培养我们学习音乐，我八岁开始学弹钢琴，姐姐则进了音乐学院附小学拉小提琴。我们家的教育是完全自由放任的，无奈姐姐整天在琴房里面拿大顶，我又不好好给老师回课，结果我们的音乐学习都不了了之。但对于音乐的热爱却象种子一样深种在我的心灵中。我一直很爱唱歌，小学三年级，便可以将会唱的歌，用简谱正确地记述下来，后来更发展到不论会不会唱的歌，只要听上几遍，即可以将乐谱记下。小学时，我和班里一个爱唱歌的同学经常合唱二声部的歌曲，所有的童声二声部歌曲，几乎被我们全都唱遍，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路走，一路唱，现在想起那时的情景来依旧非常开心。这美妙的音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不论我高兴时，或郁闷时，都是它给了我支持和安慰。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深厚的爱意中成长的。父母不仅给了我们爱，更给我们以品德的滋养。父母作为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正直无私的爱国之心，对我们产生的理想主义的教化是铭心的，而父母的良好教养，又浅移默化地注入了我们的性格。但我对父母，尤其是父亲的了解和认识，却始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所深爱的父母在一夜间变成了“黑帮”和“资产阶级分子”，我也成了可以任人辱骂的“狗崽子”。这才使我得知了平时从来没有架子的父亲的“特殊”地位。父亲因第一次在中国出色地指挥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演出而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字报中说父亲是个“霸王”，在排练过程中会对人大发雷霆，甚至当场把唱不好的人轰出排练场。对《贝九》的排练和演出注入了全部精力，一上手，便把全部总谱倒背如流；但对歌颂大跃进的革命歌曲却不重视，只排练一次就直接进录音棚录音。走白专道路，用业务冲击政治，作为乐团党委委员，竟然抱着总谱去参加党委会的政治学习。反对革命样板戏，让他参加交响乐《沙家浜》的排练，竟然呆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组不肯回来，还说：“我不指挥《沙家浜》，也不能算反革命”。最大的罪状是反对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主席说，建国十五年来的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不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而父亲在内部学习时竟敢说：“我认为，我们音乐界这十几年来的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面成绩还是主要的。”
正是通过这些揭发材料，使我看到了父亲做为一个正直艺术家的高风亮节，他正直无私，心地坦荡，轻功利，不争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通过这些，我知道父亲是怎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杰出的人。他对事业的认真甚至到了严厉的地步，但也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使得父亲得到了别人不曾有的成功。而在生活中的父亲却没有丝毫架子，只要离开排练场，任何一个乐队或合唱队员都愿意和他开玩笑。他从不吹嘘自己，尤其是在家里，对自己的成绩只字不提，关于父亲的业绩，我都是从乐团别的孩子的口中得知的。
在文革中我们一家都受到了迫害和伤害。但我还是从心里感激这一“劫难”，这似是一种洗礼。文革的冲击，使我落入了社会的最底层，没资格参加红卫兵、不允许参加重大政治活动，这都算些小事情。一些自命根红苗正的造反派，却把侮辱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当成“革命行为”，见了我们便要挥舞起皮带；父亲单位的一些七八岁的孩子，原来见面总是亲热地叫我姐姐，现在却在身后恶声追骂着“狗崽子”。正是这种底层的社会地位，打去了我身上盲目的傲气，使我时刻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人对事，同时造就了我倔强顽强的个性和勇于在困境中崛起的精神。那时出身不好的同学都躲在家里不露面，我却和东方歌舞团团长的女儿组成了“丛中笑”战斗队，公开写大字报就血统论“对联”和红卫兵辩论。结果被红卫兵在全校批判大会上点名辱骂成“为反动老子翻案”，我还被同班同学以莫须有的罪名围斗。我们与他们据理力争，不愿低头。在参加当时的“支农”时，我们不去巴结那些“红五类”，却和一些出身有问题的同学一起去农村劳动。这种地位，使我在以后处理各种事情时，常能不自觉地以底层民众的角度来思考问，我的立场具有了鲜明的人民性。当时的风风雨雨，也使我从十几岁就开始独立思考。在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底，我们两三个要好的同学，就在一起悄悄议论中央的有关问题，当时已经对江青等人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并对批判刘少奇的说法颇有微词。文化革命显然搞错了，那些当时仅有十几岁的中学生，确实有一些幼稚和偏激的言行，但我现在依然认为，这当中的大部分人，是抱着对社会、对人类命运赤诚的真心投入了一场革命，这种参与，远比冷漠自私的逍遥态度强，那种只为考虑个人利益、消沉圆滑的处世方式，绝不是一代青年人应该具备的品质，这还不如犯错误。如果一个国家高扬这一旗帜，将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1968年8月，我报名到内蒙牧区插队。&127;当时的草原生活条件比北京艰苦得多，但草原的广袤，牧民的纯朴，抚慰了我那过早承受打击的心。当时并不象那些没插过队的人所想象和描述的那样，农村是灰暗惨痛的地狱，相对于北京和大城市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在农村我们反而感到某种精神上的宽松。老乡们对我们很好，从不因家庭出身歧视我们。
来牧区的第一个春天，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捡牛粪。离开村子，走进草原深处，我们就把“任务”全忘干净了，眼睛里哪有什么牛粪，只有绿色的草，美丽的花，唱歌的小鸟，疾奔的黄羊。我们跑着，跳着，唱着，笑着，忘记了环境的艰苦闭塞，忘记了正在北京挨整的父母。谁喊了一声：快看！我们抬头一看，发现已经来到了山顶，草原的绿，把大家都震得没了声音。姐妹几个坐在一起，望着远方，静静享受着自然赐予我们的一切。碧绿的草原在阳光下变幻着奇妙的色彩，眼底是一片噬人的翠绿，远一点变成深绿，再远一点又被云层透射出的阳光染成金绿，这绿色向远方一点点展开，一直奔向天际，与金光、兰天、白云溶为一片辉煌。我看着，想着，不觉融入这纯纯的绿色。萌萌的生机、静静的平和、荡荡的宽广随着那绿色一点一点润进心田，渐渐筑成一片绿州。我常为心底这片绿州惊奇，不论何时，一闭眼，它就奔到面前；它似乎牢牢地塑造了我乐观、豁达、宽厚的性格。在草原上，我们回归到了人类生存的原始状态，一切是那样的质朴。从山上回来，我们两手空空，老乡们为我们损失的工分惋惜──每人一天有一块四呢！不，善良的人们，我们从草原得到的更多更多。
劳动之余还有严格的自我思想改造：频繁的思想交心、斗私批修会。我每次都是认真按照“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去深挖自己灵魂深处各种私念。事事要求自己自觉地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自私成了我最不能容忍的敌人。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苦行僧似的严厉的磨练中得以净化。
72年，我还在插队，一次回家探亲，恰巧遇到父亲单位的一位50年代留学东欧的歌唱家来我家串门，她听说我喜欢唱歌，就决意要收我做学生，从此，我开始跟着她“咪咪吗吗”地练起了唱歌。我又把小时学过的钢琴重新拣了起来。我还翻出父亲幸存的一些唱片来听，有独唱、合唱，交响乐、器乐等。随着学习的进展，我离音乐越来越近了。音乐向我展示了她神奇美妙的魅力，这片世界充满了圣洁的光彩，深深地把我吸引。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我从小就熟悉的《贝多芬第九》和《黄河大合唱》，在我思想成熟的年代，才逐渐听懂了它所蕴含的深刻内容。在“欢乐颂”的乐段，我似看到了人类理想世界的辉煌殿堂。音乐使我的心灵更加充实，我常沉浸在那美妙的音乐中，享受着心灵的净化和升华，从小对音乐的喜爱和感性积累，在我与它的再次相遇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心灵随着乐章的起伏产生强烈的共鸣。我还特别喜欢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所作的“索尔维格之歌”，它描写纯真的少女索尔维格一生忠实于自己的爱情，终于在暮年以宽厚的心怀迎来了身心历经磨难的爱人,和他一起进入了天堂。歌曲通过音乐所表达的对爱的忠贞和献身精神深深融入我的内心，我从中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爱情。音乐语汇所传达的人类情感的信息是如此丰富，这种浸润是不需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而与心灵的直接交流。音乐对一个人的精神的塑造是神奇的，它能使人进入一种高层享受的境地，使身心产生一种无比巨大的震颤。当某一乐段的进行恰恰吻合了内心的律动时，在心灵深处所引起的极大共鸣，使人脱离尘世，忘却了自己的存在，随它在那广袤的空间遨游。有了音乐，我理解了人类众多伟人对自己事业的痴迷，那同音乐一样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灵的神游，那种行进是不受任何物的羁绊的，使人进入超自然状态，心中充满了圣洁的光辉，内心的充实无法用语言表达。音乐使我更加理解生命，更加热爱生命。
一次父亲紧闭门窗在悄悄听一首很美的乐曲，我被这乐声吸引，也坐下来静静地欣赏。父亲告诉我，这是德国伟大作曲家莫扎特的辞世之作《安魂曲》。乐曲所要表现的虽然是宗教礼仪中对亡者的追思，但其中蕴含的却是人类对生命的留恋和无尽爱意。父亲简要地给我讲述着乐曲的结构、层次、特点。那乐声的激流冲击着我的全部身心，我的心灵似一步步接近了神性的天国。音乐挖掘出我心中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的善良本性，并使我有选择地吸收世上一切真善美的事物。在文革后期的恶劣政治气候下，我没有任何消沉，却修炼出一颗乐观脱俗的心灵，时常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中神游。不知音乐的这种作用到底是好还是坏，它使我充实，使我远离现实，使我总在一层美丽的光环下观看整个世界，使我总因对人对事过分善良、过分认真而显得幼稚可笑。我从心底里热爱这个世界，爱这世界上的人们。我不相信有太坏的人，我认为任何人都是可以理解，可以变好的。我从内心希望所有的人都生活的好，更好。我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朋友，但又极富正义感，遇到不公平的事，即拍案而起。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爱好广泛，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不论什么时侯，我总是精神饱满，生机勃勃，并总在主动地吸收世上的各种精神养分。我的性格，在这种人道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养育下逐渐成熟、完善。
我在内蒙插队整八年，后来因父母身体不好，妹妹又太小而困退回了北京。从十七岁到二十五岁，我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草原。我们失去的的确很多……
回城后，最大的压力是事业和学识。耽误了这么多年，年轻的可以继续深造，年龄大的已经深造完了。历史还有自己更重要的事情：四人帮流毒需要肃清，经济需要振兴，知识分子需要落实政策，被毁坏的教育事业需要重整……，顾不上我们了，只好让我们自生自灭，我们又一次回到了“自然生态状况”，优胜劣汰。人们预言我们这一代将出现断层，准备甩掉我们去培养下一代。但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却不服输。我下决心去读书，从头开始。79年我成了第一届电大的学员，三年后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回到工厂后，参加了两个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成果三等奖，我也成了一个称职的工程师。
那时精力体力俱佳，学完专业，又接着报名去学习科技俄语。这样认识了我们班上的老师。
他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解放前家里非常穷，小时侯曾给地主放过猪，解放后翻了身。他开始刻苦读书，下决心要出人头第，摆脱世代受穷的命运。初中、高中、大学，又赶上去苏联留学的机会，被送往莫斯科大学深造。回国后先在中学任教，后调入科学院。四人帮倒台后，百废待兴，他被起用组建中国科协一个全国性学会，担任秘书长。事业上一帆风顺，却栽在了婚姻上。先与中学同学结婚，生活十余年后，因合不到一起，离婚了。当时他各方面条件都优越，决心找个令人羡慕的妻子。另一个妻子是某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年轻漂亮，据他说生活作风不好，结婚不到半年又离了婚。接连的婚变引起领导和同事们的侧目，加上其他原因，他在原单位呆不住了，于是调到某杂志编辑部。前妻的告状信又追到新单位，遂失去了领导的信任：本该重用的，被放置一边。赋闲无事，去教些俄语，一来增加些收入，二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学生中物色一个妻子，待安定了后方东山再起。我那时三十岁刚出头，比起他应算得非常年轻。他第一次讲课就注意上了我，认定要使我成为他的妻子，他的目的还真的达到了。
我和他完全不是一种类型的人，甚至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再者，我从没有爱过他,真的没有。但我为什么会选择了他？一般人都以为我上了他的圈套，但我自己明白，铸成大错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婚姻观。
我的婚姻观与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致的，并被我推向了理想化的极端。严格认真的自我改造，洗净了内心的一切私欲，连正当的个人要求也被排除了。我忽略了自己在婚姻中必须的和基本的要求，把婚恋观净化成了一种奉献和社会承诺。在婚姻中，我依旧在追求完美和与众不同，我不想找一个仅能体贴爱抚的丈夫，而希望通过婚姻给对方带来幸福，并在承担别人无法承受的苦难和奉献中使自己和这婚姻一同辉煌。我希望找一个有个性、有能力、有缺点甚至心灵创伤的丈夫，靠我的帮助使他完美。我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善良正直，宽厚勤劳，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懂得爱──爱是一种奉献。我把爱过分神圣化，以为只要存有真正的爱情就能洗净任何邪恶。我以为靠了自己的品质和能力，再坏的人也能被感化；以为靠了自己的牺牲，即使是堕落的灵魂，也能被拯救。前提是只要他真心地爱我。我喜欢日本电影《白衣少女》，欣赏片中女主角在男友身患白血病，即将辞世时与他完婚的奉献精神。我更喜欢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唐豪赛》，剧中女主角伊丽沙白，以自己忠贞的爱情甚至生命的牺牲，唤醒爱人堕落的灵魂的壮举使我震动：这种爱已超越了人类的悟性，升向了神性的天国。我也想以自己人道的天性，抚慰一颗破碎的灵魂。这其中有女性富于性牺牲天性，同时也含有女性勇于自毁的另一种本能。我认为他是真心爱我的，并且只爱我。这对我来说，远高于其他表面的物化条件。既然我已不可能再找到自己真心爱恋的人，就找一个真心的、无条件爱我的人。
没想到，在我与他已经登记，即将举办婚礼的前一星期，我与他的情人Ｃ撞车了。她是个军队高级干部子女，比我小三岁。她与他交往已经四年了，发现他又要结婚，忍受不了了，跟他争执起来，后来竟然动起手来。不得已，我出面劝解。我使她安静下来，和她谈了一下午直到晚上。她流着泪对我讲述了他们间相识相爱的感情发展历程，讲到他们之间即不能成夫妻又无法断情的恩恩怨怨。我听得很冷静，不知该可怜她还是该可怜自己，后来觉得还是她可怜。我不爱他，但他却千方百计把我弄到手来做妻子；她爱他，却没有得到他彻底的爱，她说，哪怕只得到一天。那天晚上，她成了我的朋友。我弄明白，即便没有我，她也是不会嫁给他的：她即不愿意属于他，也不愿意他属于别人。我劝她走出这个误区，还不到30岁，面前是非常美好的未来。如果我是她，定不做这种无谓的情感浪费。但我之所以能够出色（自我感觉很出色）地处理这件事，除了自己较高的修养、健康的精神世界和承受力很强的情感世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不爱他。他还没来得及赢得我的爱，已经让我在心里彻底摈弃了他。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这向我证实了他身上存在着在我看来最无法容忍的道德缺点或缺陷──欺骗。这种缺陷发生在一个年近天命的人身上，就更不可救药了。事已如此，对我来说婚姻的唯一前提已经破坏，我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这是我至今仍没完全弄懂自己的一件事。我虽然与他已经成为法律夫妻，但我更重视的是婚姻的实质而非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走下去，为什么还要跟他共同生活？也许是被他纠缠得无奈。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承诺得太多，太认真了：已经到了这一步，不结婚无法向他人及自己交代。也许是对自己已经意识到的自负的一种惩罚：既然你不顾父母亲友的坚决反对，不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非要不同凡响，那么由此而得的苦果，没有人替你承受，必须自己甘受惩罚。我横下心开始了自己的婚姻生活。我们两人僵持了几乎一晚，最后商定：再给他一次机会，但他必须彻底认错、改错，不再与其他女人来往，我再给他十个月的时间。这婚姻的开始，就已预示着必然的解体，我关于婚姻的乌托邦，从它开始的第一天就已被现实完全碾碎了。
婚后，他把自己生活上、精神上的负担完全压在了我的身上。我上班路途较远，每天路上奔波三个多小时，他却根本不体谅，在家什么都不干，连袜子手绢都不曾再洗过。更难耐的是精神上的重压。他在一种恶劣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记事起便被父母兄长拳打脚踢，因此养成了攻击和抵抗的习惯。他虽然很爱我，但已经不会爱了, 他不懂得如何创造和维护一种和谐愉快的家庭气氛，不懂得珍惜我为之付出的劳动和感情。面对他自己的过错，却把践踏我的情感作为渲泄自己病态心理的一种补偿。我对这一切开始是吃惊，既而是沉默。我没有与人互相抵毁攻击的本能。因从小在充满爱意和友谊的家庭生活，使我学会了关心和爱护别人，一旦做了伤害人的事或说了伤害人的话，都会内心自责。这些造成了我在家庭生活中性格的谦忍甚至软弱，虽然在工作中象个能干的小伙子，但在情感上却是脆弱的。遇到矛盾，尤其是家庭矛盾，只是一概地退让，总想以自己的忍让来感化对方。那时我常在上下班的路上一路落泪，回家还要面对他永不满足的要求和各种指责。善良面对贪婪竟然这般苍白这般软弱。我的痛苦他丝毫不觉，反而招致他更加粗暴的对待。他认为既然他爱我，我就该无条件地、变本地爱他，并为他毫无保留地牺牲我的一切。他把对我的欺骗解释为太爱我，怕失去我。
我还是信受诺言，看他这十个月如何表现，但他的所做所为实在太丢人了。婚后，我们单位管计划生育的师傅主动热心帮我办理了二胎生育手续（因他有二子，离婚时双方各一个），但我却一直不孕。和他谈起这件事，他不耐烦地说：“这跟我没有关系，我都生出两个儿子来了，肯定是你有病，你检查去吧。”我到医院，找了专家去检查。通过仔细地检查和几个月的观察，断定我没有任何毛病，他不得已才告诉我真相：他早在十年前就做了结扎手术，这已是我们婚后七个月了。那年夏天陪他回老家，他哥哥说漏了嘴，才知道他在老家还有一个前妻，并生有一子──又是欺骗。一次去图书馆查资料，遇到了Ｃ。我仍然把她当成朋友，她却对我极不友好，恨恨地说他们一直还在来往，并用他对她说的一些话来刺伤我。我并不生她的气：我与她素昧平生，她根本没有仇恨我的前提和动机，原因是不能容忍我成了他的妻子。但我却再也不能容忍这个人了。回家后，我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他。遇到这时，他常用的两手，一是拼命表示他是真心爱我的，离开我，他无法生活；再就是用他的病和困难的处境来拖住我，他知道我在他困难的时期是不会离开他的。他稳定住家庭后，即开始去实现他的下一个目标：东山再起。本来想仍然回到仕途，几番努力，都没能成功；便决心下海办公司，筹集资金，办理执照，终于办起一家挂靠科学院的公办公司。艰苦经营，几难维持，后来靠自己的光学发明使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了帮助他脱离困境，我尽了自己的能力。为他出版译作抄稿校对，陪他跑工商局申办执照，为他的发明查资料、做试验，直至专利申请书中图、文的绘制撰写。我在等他发迹，我相信他能够发迹。
他终于成功了。一年，整整一年，他的发明获得了国际金奖。待他从国外回来后，我平静认真地跟他摊牌：分手。他糊涂了。按他的逻辑，任何女人在这种时刻都是不会离开他的。他已经拥有了私人汽车、住房、钱财以及耀眼的名誉和显赫的地位，他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置身于社会的上层。他一口咬定我有了外遇。多可怜，除了外遇，想不出其他的原因。他不肯接受我的离去，捣毁了我养的花草，扯碎了我在家中的布置装饰，大吵大闹，不肯罢休。我当时也矛盾。这个家的建立，有我的汗水、泪水，有我的艰辛。我在他落魄时给了他完整的家，并帮他走出困境，这个家里的一切是我们共同创建的，我也希望生活得富足宽裕。我知道，他的确是爱我的，我珍惜他的这种感情。何况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一年多，毕竟是有感情的，一旦分手，我也是很难适应的。我在犹豫。一个女人在下决心拆散自己的家时，是下不去手的，即便这是给她造成过极大痛苦的家。女人的天性是静，希望有一湾属于她的小巢，可以为它操劳废神，有了这个小巢，就不再全心顾及外面的世界。颠覆自己的家，虽然是这么恶劣的巢，也是万分痛苦的。我有一度也打算维持现状了，我那时身体很不好，虽然才三十几岁，却觉得已经力竭，憔悴衰老，身体和精神都很乏，没有力量再争。和他一起生活，拖累得我连思维的空隙都没有。我打算在现有条件下，努力创造一种最佳的状态。我把标准降到了最低：不要吵架，不要再欺骗，再大的事都可以共同商量，共同处理。但在我内心却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你结婚是为了什么？目前这一切是你想得到的吗？你自己在哪儿？你心中的那片茵茵的绿色还在吗？当我一个人独坐，面对自己的心灵时，我好象又唤出了真正的自我：你的奉献是为了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你不该停留在为他建造的这个华丽的巢中。你不该泯灭自己、轻视自己而济身于这类人之中，这种生活不属于你，在这种恶劣的精神生活中你会堕落的。他不配有你这样的妻子，你没有理由再为他去牺牲。走吧，你的善良和奉献温不热那颗冷硬已久的心。再说，他对我的伤害所造成的深深的创伤永远无法弥合；他这多半生养成的欺骗人和任意侮辱人伤害人的习惯不可能彻底改掉。我所设想的最低的生活标准──安安静静过日子，是无法实现的。
但真正切断这段婚姻却是由他开的头。他把我视为他的私有财产，时刻防范我与外人的接触。他常无端生出很多是非来，扰得人不得安宁。我和单位的同事出差，他都会莫名其妙地跟我打架，直闹得我不能成行。最后一次，是他的一位男同事来串门，我拿他出国时摄制的幻灯片放给他的同事看，他故意赌气不过来，在另一个房间看电视。等同事走后，与我无理吵闹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硬拉我到办事处去办理离婚手续。我已无法再与他讲和，这种生活实在没有办法再过下去了。我离开他，回到父母家。
我希望我们能够好聚好散：既然很难再做夫妻，就分手走各自的路。成不了朋友，也可以作为路人相安而处，没有必要成为仇人。我和他结婚，什么也不图，此刻只求离开他，离开这种我即无法改变也无法忍受的生活。他看我真要离开他，便发疯似的对我报复。先找到我们单位的领导，硬说我有生活作风问题；还到我所在的科室里去散布。没有想到不论领导和同事都没有人理睬他，对他说，庄月在我们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从没有听到过这些反映。我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调到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处去工作，前面的手续都已经办妥，教委主管有关工作的副主任已经批示，档案也调去，只等着发调令了。他用了很损的一手，到对我完全不了解的教委人事部门领导处去造谣诽谤。这样一来，我的调动当然被停止了，结果弄得欲调用我的那个部门非常被动。我被他激怒了：我们两个人的事，你可以伤害我，但不可以去折腾别人。
我一直以为我的婚姻是自己的事情，这些打击要由我自己来承担。面对这种打击，我真的几乎要垮了下来,&127;没想到我用善心和奉献竟换来这样的后果。我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一切一切，都是在为他牺牲和奉献，他却从没为我做过什么。我们分手，他即便不感恩，也不至于恶毒到置我于死地。我的那种迂腐的人道主义简直无异于助纣为虐，就象救活一条毒蛇，反被它咬了致命的一口。就在我精神上即将崩溃、就要垮下来时，那么多温暖的手扶住了我。
第一只手是我的父母、亲人。我的父母是最好的父母。在临结婚前，父亲对我说：“我们坚决反对你的这桩婚事，但我们仍然尊重你的选择。不论你今后的状况如何，你是我们的女儿这点是不变的，家庭永远接纳你。”父母姐妹的亲情大大减轻了我心灵的伤痛。我在单位比较木讷，几乎没跟厂级领导说过话。但当我找到厂长，请求组织出面进行调查，澄清事实时，厂长说：“这件事不用调查，我们知道这是诽谤。这个人我们早就知道。组织上曾到他们单位调查过，对他的反映很坏。大家当时只是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跟这种人结婚。你如果要因他诽谤你而打官司，单位工会可以出面。你自己要注意身体，并吸取这一次的教训。”主管人事的组织部长出面为我写下了详细的证明材料。我们单位的同事都很气愤，支持我跟他打官司，有的帮我找律师，有的要替我出庭作证。我所在科室的同事们提出，全科二十几名同志亲自签名，以自己的人格为我名誉的清白担保。新要调入单位的领导认真倾听我的诉说，热心对我劝慰。…… 当我向朋友致谢时，他们对我说：“这是你自己行为的回赠。你平时一直热心帮助别人，从不向人索取，大家都真心想帮你，平时没有机会。这一切是你应该得到的。”
就在他诬告我的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合唱团。和谐圣洁的音乐，抚慰了我伤痛的心灵，伤口在音乐的清流中减痛，瘀合。美妙的音乐，人类神性的结晶，她使我看到自然的美丽，人生的美好，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艺术，还有这么值得人献出爱心的一切。面对我得到的这一切爱护和关心，我终生无以回报。这是我一生的无价财富。在一个人遇上无法说清、无法倾诉而且原本属于个人的灾难时，却得到身边几乎所有亲人朋友（他们都是我没齿不忘的朋友）毫不犹豫的援助。它使我无论何时想起都不禁热泪潸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却在危难之际得到了这么厚众的爱意。我觉得这一切已不能用一般人际间交往的法则来解释，连“亲情”“友谊”都无法将其包容，只能把它理解为天意──这是上苍对我善良天性的恩赐。谁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谁说世上已没有了公正良心，人类善良向上的天性是永远不会沉沦泯灭的。这深重的情谊我只能以对世人更真诚的爱来回报。我深受创伤的心灵在这暖暖的情谊中释解，容放……。
我向法院起诉离婚，为了阻止我对财产的调查，他一改开始时坚决不离婚的态度，通过法院向我施加压力，要求马上协议离婚。这样，在法院正式开始调解不到十天的时间，我们双方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我终于摆脱了这场灾难的婚姻。
我觉得他很可怜，为了那一点钱（六位数大概不叫一点），竟然在法庭上扯谎骂街，撒泼抵赖，连做人的尊严都不要了，值得吗。当时他是倾吞了我们的全部财产，但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他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钱财并不是我看重的东西。那时坚持提财产，是想让他知道这是我的正当权利，这种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我当时比较怕的是他死拖住不肯离婚，那才最讨厌。没想到一提到钱，把他吓得急忙撤退，草草收兵，现在想起来，实在非常可笑。
但心里还是有一口恶气难以下咽：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得到的却是这么恶毒的伤害；他的侮辱和诽谤还没有清算，却又侵吞了本该属于我的财产。我比较快地结束离婚案，是想接着起诉他对我的污蔑所造成的侵犯名誉权案；并预备上诉中级法院，追回属于我的财产。父亲的几句话，使我冷静了下来。父亲说，你现在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把着眼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你现在才三十多岁，今后日子很长，你还有很多新的生活和热爱的事业。目前看来是很重要的，过几十年，也许仅过几年，就不一定重要了。再者，惩治恶人，争回财产，这些你都不擅长，你不具备与人相争相斗的素质。到头来，得到的远远比不上你所失去的──充沛的精力、健康的身体和宝贵的时间。这种人自然会得到惩罚。你摆脱了他，已经达到了目的，应该把精力放在认真安排自己今后的生活上。
我去向表妹的同学，一个法律学硕士请教下一步起诉的法律问题，她听了我的经历后对我说，你目前的结果大概是最明智的选择。你能这样迅速地结束这场官司，对你来讲损失最小。人们往往只注重有形的物质的得失，不注意精神的情感的损害。很多人在这种磨人的官司中，消耗了自己大量的精力、情感甚至健康，有人因此受刺激而得了精神疾病，有人因郁闷在心而患绝症以至丧生。到头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洗清名誉、惩罚恶人，反而成了这种罪恶的牺牲品。你失去的并不多：他的诽谤非但没能损害得了你的名誉，反而证实了同事对你的爱戴和领导对你的信任。你起诉他侵犯名誉权和追回财产，主要是为出一口恶气。但如果你继续和这个人打官司，每次见到他，都会给你造成巨大的痛苦，更不要说还会有其他更大的伤害。结果你非但没出这口气，反而增加了新的创伤，这才是你最大的损失。我觉得你能够这么迅速地摆脱这个人，正是你要得到的最佳结果。
静心一想，真的是很有道理。我放弃了再次起诉的想法，暂且抛开眼前的烦恼，开始潜心设计今后的生活。几个月以后，这一段婚姻的阴影从心里逐渐消退，精神和身体慢慢复原，我真的复活了。我才体会到当初这种看似消极甚至有几分窝囊的处理是多么英明！它使我免受多少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它免除了我多少情感和精力的浪费。我摆脱了一层枷锁，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世界，一切都在逐渐地复苏。我又闻到了花香，听到了鸟鸣，找回了笑语欢歌，又发现了身边那些素不相识的愉快可爱的人们。我象经历了一次涅槃，全身心充满了活力，内心深处充满对生命、对自然、对世人的爱意。我又找回了我心灵深处的那片绿色。整个世界向我展开了五彩的画面，我发现自己又可以去实现很多梦想。
我对生活的需求是多层面的，事业在我的生活中所占的比例是较重的。我虽然生在一个音乐之家，音乐素养也很不错，但我从小就不打算以音乐为职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常说，他这辈子的一大遗憾就是没有当成工程师。父亲小时的数理化非常好，很适合学习理工。那时在武汉的老家，父亲在上学的路上经常看见一些人在长江上策划建桥，就下决心长大后当个工程师，架起长江大桥。这一概念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的数理成绩也非常好，从小学、中学到电大，数学期末考试不得一百分的时侯为数不多。文革期间，有一次大学实行招生考试，我的数学和物理在我们全旗考了最高分，又因为我当时是旗里唯一的女拖拉机手，湖北建工学院准备录取我。结果被“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一封信给反掉了。从此，工农兵学员入学全凭“推荐”，后来干脆变成了靠“后门”。但我要成为一个工程师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四人帮倒台后，我终于上了大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称职的机械工程师。当我拿到工程师证的时侯，心里十分高兴──这实现了我们两代人的心愿。我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在当工人的时，就能在工作中搞一些小革新。电大毕业后，回厂的第一个项目是设计一条自动流水线，我担当了机械部分的主要设计者。当看见自己的设计思想，通过图纸成为一台完整的设备时，心中激动万分。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得到了无限的乐趣。
我不学音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愿借助父亲的名声和力量来实现自我，我的一切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开创。父亲毕竟太有名了，我不想在人们介绍我时说：这是某某的女儿。我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实现理想。我困退回京后，被分配到了一个不到二百人的街道小厂，当时同分去十个人，报到的只有我一个。厂里的一些人，听说了我的父亲是谁后，甚至认定我不是父亲的亲生的女儿。按他们的想象，一个有名的大音乐家，绝不会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到这样的地方来工作。我就是这样从广袤的草原，到最基层的街道小厂，一步步圆满了自己的工程师梦。我的成绩并不辉煌，但这一切是我自己脚踏实地努力实干得来的，任何时侯我都可以骄傲地昂起头。
但音乐在我的心灵中，却是一股永远不涸的甘泉。尤其是经历了那场婚变后，我对音乐的真心热爱中更增加了一层深深的崇敬。我虽然已经是个很不错的工程师，但心中沉积的音乐总使我产生一种再次创业的冲动。我明白了音乐对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更不能忘记音乐在我最困难的关头给了我怎样的支持和安慰。我几乎是抱着感恩的心理，执意要投身于音乐教育事业：这是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功德事业，我愿以此来报答在我困难之际给我无私援助的众多亲人、朋友。我放弃了从事二十年、得心应手的机械设计专业，转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学校美育研究。虽然前夫的诽谤使我的工作调动历经曲折，但我最后还是如愿调入国家教委从事美育研究工作。
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对我来说，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我必需从零开始走自己的道路。那时我已年近不惑，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从一个工程师到一个音乐教育科研工作者的差距是明显的，这两种职业几乎没有什么相同的属性，从思维的结构、采用的工作方法、接触社会的范围，甚至到表达方式和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完全不相同的。面临这巨大的挑战，我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激动，这是命运给我的一次难得的机遇，我可以又一次通过努力达到所真心热爱的事业的成功，我感谢给我提供这一条件的所有的领导、同事和朋友，我对工作满意，对环境满意，我对自己满意。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学校艺术教育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整个学科建设可以说完全没有，我真的体会到了面对“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时的心境。我拼命地忘我地工作，想把因失败的婚姻所耽搁的时间补回来。我完全沉浸在工作和所取得的点滴成绩的享受之中。我不计较工作条件的苛刻和待遇的不合理（我刚到教委时是借调，每月仅发给生活费），不在乎周围人因不理解而对我的无意伤害，执着地坚韧地朝着自己认定的目标前进。我刚调入新单位不久，我所在的研究室就接受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国家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项目中唯一的一个系统的美育课题“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这是一个美育学科基本建设的奠基性项目，这一课题的完成将构建美育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古今中外艺术教育基本资料的建设。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即要求有较高的艺术学、教育学、信息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严谨的科学的工作态度，更要有忘我的工作精神。我们组织全国几所著名高校的数十名学者来共同参与研究，研究成果是一套二十几本书的学术著作集《学校艺术教育研究丛书》。我所在研究中心的第一把手亲自担任了课题的负责人，但项目的具体实施要由研究室来操作。在这个课题中，我还承担了大量的具体研究工作：参加了一本学术著作的撰写，担任了《丛书》中三本重头的资料汇编的编者，并要建立起艺术教育资料的计算机数据库。说来难以相信，我所在的美育研究室，目前在中央级教育科研单位中仍然是独此一家，可几年来基本上只由我一个人来支撑。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是不言而喻的。我咬紧牙关，埋头苦干，决心以自己的品德和能力去赢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我是幸运的，我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我在正式调入教委的当年被评为教委级先进工作者（全教委只评选了十名）；调入一年多即被正式任命为研究室的负责人。我的理论水平也在工作中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我的发言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和重视。通过几年的努力，我把从事艺术教育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团结了起来，还动员了一些在专业音乐研究领域里学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投身到学校艺术教育领域。从有形的物质得失来看，我得到的并不多，但我看到了我自己所发挥的作用：对学校艺术教育甚至整个教育事业的贡献。一次，父母在广州出差，母亲打电话时告诉我：“我们遇到了××伯伯（一位从未见过我的、在音乐理论界颇有名望的前辈），他说，你们的女儿真不简单，搞出了一套在音乐教育领域很有学术成就的丛书。”当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的工作得到了承认，我没有辜负厚爱我的父母亲人，领导同事，没有辜负我深爱的人们……
网友评注：
好的 张贴人： 燕园春呓 于 2006-08-20 15:04
好.